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彭湃并称“工家革命两巨头”的杨殷烈士就是“陈李济”中李家女婿。他在大革命时期到陈李济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并把它作为大后方,领导了1927年的广州起义。“陈李济,神龙茶,发烧感冒有揸拿(揸拿:把握)!”一首陈李济神龙茶的广告歌谣,不仅老少皆知,更是当年广州起义接头的暗号之一。
在鲁迅和梁启超都贬斥中医的20世纪初,中医的生存危机刺激广东老字号不断改革、创新,研制出疗效更好的中药。1912年,国内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开始,梁启超和鲁迅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容中。“五四运动”后期,“骂中医”也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那句话:“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引起全国第二次大范围的中西医之争。
面对西医冲击的压力,广州潘高寿的四子潘郁生在1929年苦心研究出“镇店之宝”——“潘高寿川贝枇杷露”,成为广州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止咳药。
一个潘高寿反击西药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别具深味。上世纪30年代初,德国某厂出品的“赫利西佛”的止咳药也进入了中国市场。由于“潘高寿川贝枇杷露”疗效好,销量佳,“赫利西佛”在华南地区的代理商便不惜投入重金开展宣传攻势,煞费苦心地在报纸上刊登“穿背琵琶,焉能弹高调”的征联启事,矛头直指“潘高寿川贝枇杷露”。面对挑战,潘郁生也不甘示弱,在同一报纸刊登“黑脷史弗,那得有良心”(“脷”是粤语“舌头”之意,“史弗”与粤语中的“屁股”相谐)。一时间,“洋西药”的挑衅在坊间被传为笑柄,反而令“潘高寿”更加深入人心。
新世纪里,中医的地位已毋庸置疑；面对张功耀、何祚庥和方舟子等人发起的又一次中西医之争,令中医学界德高望重的邓铁涛很生气,他在200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卖祖宗的人,阻挡不了21世纪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张功耀这样的博导多了,是国家的危险!”他把高叫废除中医的人比作“嗡嗡叫的苍蝇”。
90高龄的邓铁涛曾在1962年和1978年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在他看来,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很无聊,因为这已经是个“画上了句号的问题,2005年国家已经把中医药研究院改为中医药科学院”。
在中医存废之争中,南粤大地选择了坚守和支持。2003年在抗击“非典”中,广东最早推动中医介入,病死率最低,后遗症最少,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
2006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决定建设中医药强省。至今基本实现了中医药强省建设“三年初见成效”的预期目标。建成了20所中医名院、20个中医名科、40个基层中医药特色示范单位。84名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出师,数量居全国第一。
中医学博士、中药学博士后张永涛对于中医之所以受到冲击分析说:“中西医之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性上。中医虽然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预防疾病经验,但始终无法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诠释清楚。而现在,中医界也越来越不了解真正的中医文化。气·元论(太极图式)和阴阳五行学,可以说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源,但是,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能够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