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
共产党一夺取政权，就面对供给制与薪金制两种分配体制并存的局面。入城之初，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工人都发放工资，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原则上“原职原薪”。工资中包含维持家属生活的各项费用。而共产党军政人员却仍然执行从解放区延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所谓供给制，是吃穿用都由公家定额配给，每月发给差额不大的津贴。表面上衣食无忧，却只能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其微薄的津贴不包括负担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只能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集体过供给制生活，统统由公家管起来。干部子弟学校是供给制的影子。只要供给制还存在，干部子弟学校就无法取消。解放初期，全国地级以上单位，差不多都分别或联合建有党、政、军系统的子弟学校，执行统一的组织和财务制度。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供给制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时难以接受薪金制。朱德说：“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火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毛泽东说，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首先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最终导致供给制取消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恰恰是供给制自身。单位不论大小，都要有一个维持供给制运转的编制，他们不创造却大量地消耗着财富。全国总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给制与薪金制两种分配体制并存的局面。入城之初，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工人都发放工资，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原则上“原职原薪”。工资中包含维持家属生活的各项费用。而共产党军政人员却仍然执行从解放区延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所谓供给制，是吃穿用都由公家定额配给，每月发给差额不大的津贴。表面上衣食无忧，却只能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其微薄的津贴不包括负担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只能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集体过供给制生活，统统由公家管起来。干部子弟学校是供给制的影子。只要供给制还存在，干部子弟学校就无法取消。解放初期，全国地级以上单位，差不多都分别或联合建有党、政、军系统的子弟学校，执行统一的组织和财务制度。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供给制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时难以接受薪金制。朱德说：“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火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毛泽东说，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首先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最终导致供给制取消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恰恰是供给制自身。单位不论大小，都要有一个维持供给制运转的编制，他们不创造却大量地消耗着财富。全国总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命令，将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国务院命令的颁发和执行，郑重宣告供给制成为历史，干部子弟学校体制走向了终结。
从1955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新生报到时须缴纳学费。学费由课本费、学杂费两个部分组成。如果有条件继续实行寄宿制，应增加伙食、住宿等相关联的费用。从1956年开始，全国所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整个儿建制，包括人事关系划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改称北京育英小学，划归海淀区教育局管辖。韩作黎被任命为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兼党组书记。新的入学条件是革命遗孤烈士子女，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父母到边疆工作、无人照顾。必要时也可以考虑就近入学。
转轨之后，供养子女继续上寄宿制学校，对于大多数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甚至最高级别的干部，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少人1955年9月1日刚一开学，就把子女转到城里上普通学校了。其中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等人。而有些人，比如胡绳的儿子胡伊朗等，则改为走读。
取消供给制受影响最大的是众多烈士遗属。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家庭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自己克服困难，不向组织上伸手。以秦邦宪的遗孀张越霞为例。50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职务，单靠自己的工资，难以供养6个子女。于是杨尚昆亲自出面，为每个子女申请到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后来有关部门查出有人贪污了博古的一笔稿费，追回将近1000元钱，组织上将这笔款子转给了张越霞。她拿到这笔钱后，主动把孩子们的生活补助额度退了。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掀起过一股“砸烂干部子弟学校”的巨澜。干部子弟学校身背“脱离群众”和“特殊化”的骂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都以为那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许多老师因此受到冲击，遭受严重的人身侮辱。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老师更是被戴上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的大帽子，整得死去活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打砸抢的机会，肆意劫掠公私财物，几乎使学校的珍贵财产和文物损失殆尽。
此后北京育英小学又曾数次易名。从1972年起扩建，招收了中学生，学校定名为北京育英学校至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为它题写了新的校名，悬挂在学校正门。
中直育英小学从创办至今已经60年了，它的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当中既有国家的部长、省长、书记、将军，也有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作家、学者、医生、外交官、公务员、工人、农民。不论职务高低，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九、韩作黎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边区造”特色
育英小学的孩子们从小就牢牢记住，自己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学习知识，将来要把一切都献给劳苦大众；同学间不问父母是谁，没有攀比父母职位高低的风气；孩子们从小就关心天下大事，怀抱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孩子们从小就爱护集体，团结得像亲兄弟，学校就是家；孩子们从小就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不懂得趋奉和世故，不惧怕权威。
这就是育英小学的校风，从每一个毕业生身上都能感受到这种共同的品质。
学校作风的养成，来自它的带头人。1997年5月11日举行了“韩作黎教育思想座谈会”。众多昔日的教工和学生到会祝贺，也包括两位主席的女儿：李讷和刘涛。韩作黎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边区造”特色。而用学生们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一个字，那就是“爱”。
曾生将军的儿子曾世平出奇地调皮，连薄一波、叶剑英、廖承志都有所耳闻。一天晚上熄灯后，他带着几个同学，翻墙到邻近的中央警卫团看电影。老师们发现孩子失踪，异常焦急，全体出动，四下寻找。班主任杨树民老师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严肃提出批评。曾世平毫无悔意，竟然挥手重重地扇了杨老师一个耳光。面对如此的粗野和无理，杨老师强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还手，平心静气地把他送回了宿舍。曾世平等人为此受到韩校长的严厉批评和处罚。
1960年，曾世平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学习。回广州过暑假途经北京，他特意返回母校找到杨树民老师，庄重地向他致以军校学员的敬礼。他为自己当年的错误在内心歉疚了10年，诚恳地请求老师接受他迟到的道歉。杨老师以他真诚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这种爱在每一位教职员工身上都能找到。这就是韩作黎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涛涛和丁丁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刘少奇曾经作为家长到学校视察过建设情况，参观了整个儿校园。1954年12月24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又把两个孩子的班主任郭象慧和王衍茹老师，还有校长韩作黎请到中南海，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教育质量的好坏，现在固然可以看出一些。但真正要看出来，还在10年、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的表现如何。如果表现好，群众拥护欢迎，那就是你们的教育质量好。你们要经常注意，不要叫人家10年、20年以后来清算你们的教育思想。”
就这样，韩校长把自己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们课堂上和课堂外的表现，都上升到“教育思想”的高度。他认为真正成功的教育是树立人生观的教育，是对学生一生负责的教育。
中直育英小学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哺育在中央办公厅的襁褓之中，奔走在崎岖的行军路上，跟随党中央一同来到北京。直到现在，育英小学的同学们仍然坚持每年都聚会，重温母校的历史，鞭策着自己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