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50年后的各届新生不再男女分班
这是在荒野上一处孤独的残破军营，四周几乎没有人家。遍地是荒草和废弃的工事，到处是弹坑，地上撒满了子弹壳。所有院墙上都用白石灰画着大圆圈，据说这里经常有野狼出没，画白圈是为了吓唬野狼的。
清理旧战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随处可以捡到没有爆炸的炮弹、手榴弹和生了锈的子弹。这些危险品都被及时收缴上来，统一销毁了。就在清理旧战场的时候，一位警卫战士触发了地雷，不幸牺牲。经过解放军工兵营的清扫，排除了所有战争遗存的危险品，建设新家园的工作全面展开了。
孙统一副校长卓有远见地指示保留一座碉堡不要毁坏，留作将来学校的一处景观。后来在碉堡顶上修建了一座凉亭，附近用渣土堆起两座假山，真正成了孩子们最爱去玩的地方。
中央书记处决定改组育英学校的领导班子。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成立校董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主任、名誉校长，曾三、傅连、邓典桃、李伯钊、刘建勋、李一纯为校董会委员。校董会通过组织手续，又调来了一批年轻教师，其中不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部队里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1950年8月，中央办公厅调韩作黎同志任育英小学副校长，他当时任北京育才小学教导主任。孙统一同志坚持把校长的位置让给韩作黎。他说，既然我们是来创办学校，搞好教育当然是首要目标，应当由懂得教育的同志担任校长。校董会高度赞扬了他工作第一、不计个人名利的高贵品质，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韩作黎最终成为著名的人民教育家，是和孙统一副校长举贤让贤，甘当无名英雄分不开的。
王恒同学在到达北平的第二天，突患阑尾炎，必须马上开刀。北平刚刚解放，市内最好的医院都是私人开的，收费很高。育英小学虽然直属中央办公厅领导，却付不出高昂的医疗费。通过北平市军管会介绍，最后被送进国民党的陆军医院。这所医院，除了有一名解放军派出的军代表以外，其余全班人马都是国民党留用人员，连住院的伤病员，也都是国民党兵。国民党军医的医术很高，也很敬业，手术很成功。在住院养伤期间，有个“国军班长”对败在共产党手下很不服气，埋怨傅作义太软弱，要和这个“小共匪”辩论。就这个当口，外边传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消息，他简直不敢相信，强大的国军怎么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丢掉南京、上海两大城市！还没展开辩论，事实就无情地宣判了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1949年秋季开学，总人数已经接近200人。对有些同学来说，这已经是第四次上一年级了。现有的10个班学习苏联经验，实行男女生分班制，直至毕业。但是从1950年以后的各届新生，不再男女分班了。
学生来源扩大了许多，有一些一直跟随父母的孩子，现在也纷纷送了进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毛岸英之妻刘松林的妹妹张少华（邵华）、张少林等人就是这个时期进入育英小学的。过去因为战乱，很多同志把年幼的子女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后来重新找回，比如彭真的儿子傅锐、女儿傅彦，黄镇的女儿黄文等。
五、山西老红军看大门忠于职守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建设，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调入北京工作，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一同到来。干部子弟学校的接纳能力远远赶不上需求。
从1951年起的三年，学校进入了连续三年全面建设的高潮。陆续修建了宿舍区、教学区、食堂、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医院。除了医院和洗衣房，所有新旧建筑都用一条走廊串联起来。虽然校舍是全新的，但是设计标准并不高，使用的建筑材料也尽量简朴，强调的是施工质量。
1953年新校舍落成，名誉校长杨尚昆特意请朱德总司令为育英小学题词，镌刻在学校大门照壁墙上。题词是：“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后来朱总司令曾偕同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学来看孩子们，同孩子们合影留念。
1951年“六一”前夕，老师们集体捐款，购买了一只猴子和一对火鸡，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后来几经扩建，在学校北墙根建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动物园。
学校仍然实行供给制和寄宿制。伙食是部队的中灶标准。被服、生活日用品、教材和文具则全部由公家发放。四季服装加鞋帽都是统一制式。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个孩子都发给一套呢子制服。走在街上，路人皆以为是中国的少年军校。其实那是用仓库里日本军装改制的，染成黑色，不比麻袋细多少。
周恩来的一位秘书的孩子也在育英小学读书。他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装，竟然是呢料制作的！
周恩来问：“你的衣服是谁给买的？”
孩子回答：“不是买的，是学校发的。”
“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
“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小孩子童言无忌，信口雌黄。
几天后的一个休息日，周恩来要了车直奔育英小学，当面向韩作黎校长核查情况，韩校长一一作了说明。看来，事实并不像以为的那样严重，但是，周恩来仍然严肃地指出：“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不能特殊化。”
周末孩子们回家，毛泽东有时委托机要秘书，有时委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外交部亚洲司有一位干部叫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造成浪费，影响不好。毛泽东很重视，立即将来信转批给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客车，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中央直属各大部也都派大轿车在周末集体接送子女。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刘允真）和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结伴，每次搭乘中宣部的班车，在经过中南海北门时下车。
学校鼓励孩子们从小自立，不用家长接送，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就在其中。他们有几次甚至是从学校一直步行到家的。
虽然育英小学的生活条件很好，但是崇尚俭朴、反对铺张的校风代代相传。同学们身穿打补丁的衣裤司空见惯，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人人都会自己动手补袜修鞋，袜板和针线包是育英子弟走遍天涯随身必带的传家宝。
北平刚刚解放时，周围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安全，学校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平时绝对不允许孩子外出。外人接送孩子必须有盖公章的介绍信，名单上没有姓名的孩子，即使明知是某单位职工的子弟，既不准离校，也不让探视。
负责看守大门的，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山西老红军张老伯。他忠于革命忠于党，执行纪律一丝不苟。不符合规定，在他面前绝没有任何通融。
陈毅有一次到北京开会，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结果就被那位不讲情面的老红军挡在校门外。任凭你说破大天，就是不让进去，让乘兴而来的陈毅吃了一个闭门羹。
下午开会时，陈毅拍拍名誉校长杨尚昆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得知原委后，感到过意不去。无奈会议一结束，陈毅就必须赶回上海，只能“下次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