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对话贾樟柯
张：从来没见过样的时装大片——“复古”时装大片，这是在重建跟80年代的联系，也是在回顾个人成长。贾：八十年代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晰的，也是难忘的，然后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但有很多东西在那样的主流的纪念里是找不到的，那么正好让我用这种时装片的方法来缅怀八十年代，一下子我也变得很激动。另一方面，从媒介来说对我特别有趣：拍照片！因为我在拍《二十四城记》的时候除了拍摄电影也开始拍一些图片，开始想积累这样的一些照片，那个时候因为采访一百多个工人，这一百多个工人每人都是三四个小时的交谈，从陌生人到了解人家的生活，我就想留个纪念。
张：有些镜头是对准他们对了七八秒，一动不动，就是延长一个仪式感。
贾：之后真的有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再相会了。就是一种缘份，就这样擦身而过。
张：你这部时装大片对过来人来说很亲切，那是最早的草根的山寨的时尚——土时尚。
贾：我从少年开始就特别追求时髦，我就特别爱穿，爱穿并不是像今天的孩子们这么有钱买品牌，不是那个概念。而是有追求的！最早是文革刚结束，那时我们街上全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包括插队回来的，包括辍学的，包括像我们这些刚上学的，全部混在一起，就像兄弟的那种意思嘛，那时候我们崇拜的那些个大哥，他们懂着流行！比如一开始流行穿蓝大当，空军或者公安的那种大当军裤，然后穿那个白底的片儿鞋，那时候是被动的追随，还有戴军帽，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放学一起走，旁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拍了他一下抢了帽，他就追，一直追，结果给撞了，把那腿也给撞折了。上初中的那时开始有录像厅，我看的第一个录像是《广东好汉》，还有就是《独臂刀》、《少林三十六房》，都是港产武打片，对里面的民初剧里的衣服特别着迷，中式的衣服，系一个很宽的布袋垂下来，我自己跟家里头找了那个布，自己缝了条那种腰带。
张：那是自己的时尚。
贾：自己学的，不是跟街上的孩子学的，是跟电影里学的，然后系在腰里，走路都挺着身子，那条腰带一砸，感觉自己有功夫。
张：你把八十年代定位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里面有火，有狂欢，有没用八十年代来批判现在的感觉？但我们在怀旧的时候，是否把过去过于理想化了？
贾：我觉得批判的色彩并不是很强啦，我并不是特别多地针对现在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向往的生活状态，比如像我们八十年代那时候，包括这组片子里面的艺人，流浪的艺人，这艺人本身过的就是流浪的生活，会有狂欢，会有歌迷，会有血，会有欢笑，有一种表达的自觉，表达的要求，这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狂欢也好，流浪也好，或者是随处地挥霍青春也好。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在当下这个氛围里面是很缺失的，一个是强烈的自由要求，它并不是说人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而是人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尊严，八十年代的追求不只是空间，更多的是人在各种层面所能获得的尊严。另一个是反叛，我觉得那时候天然的反叛，或者那时候跟主流的对抗，它能带来很多新生的东西，当下在我看来是很稀缺的了，如果说批评的话，那就是大家陈腐于规则，陈腐于商业所带来的价值，一些东西被消费主义遮蔽掉，接触不到，即使接触到，也不会被认同，这个可以说是对当下的批判，也可以说是遗憾。
张：后来社会开放带来的多元选择当然也是正面的。
贾：对，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跟我们那时是多么的不同，完全属于不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目前的自由已经有了一定的度，还是说反叛已经没有价值了，我觉得那么的不同，他们是那么的顺从。
张：新一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快，但是基本上却缺少对身边环境的这种敏感，自己的面目反而被五花八门的东西淹没掉了。
贾：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全球化以后分享资源那么容易，比如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分享国际新闻，第一时间听国外的歌，包括视频所有东西，就这么容易建立起了屏蔽掉自己生活的真实。比如汾阳这个城市，满街灰尘，但是每个家庭装修得非常好，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他们不认为外面街上也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不认为贫穷地方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张：“屏蔽”这个词用得好，网络“净化”了真实世界的灰尘。
贾，对，甚至认为我是独特的，我跟他是没关系的，我跟那个现实世界是不沾边的。
张：就是通过网络建立起第二人生，“第二人生”屏蔽了“第一人生”，但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个幻觉，他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比方说有个汾阳小孩，但他不爱看贾樟柯的电影，毕竟他无法从中得到想象的空间。
贾：呵，这就是对我电影最多的一种评论，就是说我的现实已经够烦了，你还要让我看更烦的现实。甚至是很多开始很喜欢我的电影，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无忧无虑，他就喜欢，然后他毕业之后，他就面临生活，升职，薪水，家庭，什么乱七八糟的生活问题之后，他就会说我不爱看了。
张：他不愿去面对现实，反叛更谈不上。
贾：而且我觉得权力本身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它给人带来的遮蔽性特别强，比如在八十年代，权力是一种不加掩饰直接跟人的对抗和压制。但是现在它有很多隐身术，如果你顺从于权力，它不仅给你荣誉，还给你方便，给你金钱，越是依附权力，你成功得越快，如果你反叛权利，那你就是反叛成功价值了。现在有很多财富英雄影响着这个社会，如果你反叛，他们会觉得你很傻啊，你这是在跟钱过不去啊，这些都跟钱跟流行跟时尚结合在一起的。
张：我参加同学聚会，一个同学过来敬酒，说：以前我们总要自由，要民主，但现在不需要了。因为现在钱可以买自由民主，因为我们现在他成了既得利益者啦。
贾：就是说权力它绑了很多人在一起，它不是独立的，它是有群众基础的。
张：说到时尚，我们当年的时尚是在非常匮乏的年代，现在都是品牌的天下。你这组大片也是反时装大片的时装片，颠覆时尚的时尚。
贾：时装是人的第二层皮肤嘛，它能给人带来尊严感。现在大多数国人对品牌的消费用心过重，好像只有通过它才能把自身价值体现出来。从鞋到腰带到手表，好像缺了哪，自己都无法把自己的价值外放。
张：都猴急猴急地想炫耀。
贾：都猴急猴急的，这其实很暗符当下中国的财富价值观嘛。品牌现在在中国只发挥它作为财富的这一点。
张：品牌的灵魂和创意还没被发现，也跟个人体验脱节。
贾：就是说在品牌的追随上是乱的，只要是贵的，就穿，对品牌的具体追随的不多。
张：很多中国人一直处于一种失忆的状态。或者装作很多事情没有发生过，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可以当作一个“记号”，能让人回家的时候找到得到北。
贾：这跟我的移动很有关系，比如说我在山西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一个人际活动，那个世界是那么地小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的母亲一天在一堵墙边走的时候，刮大风，墙倒了，就这么没了；还有另一同学，他家是修车的，有一天他修好摩托车骑出去试车的时候，然后下午上课他就没来，后来知道他出车祸撞死，就这样没了；这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我有一次跟一个同学去看电影，去买票，我要去上厕所，得到旁边的医院里，就去这么一趟回来，他就给抓了，原来他卖票的时候看见人家的一个手表，他平常也不是坏孩子，但他去搂人家的手表，结果被抓了，判了七年。然后还有贫困，穷，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东西，但是当我到八九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然后就莫名其妙有一种想表达的愿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始画画，写小说，是非常懵懂的，就是说写出来的不一定是那些东西，但就是会有你想说的那个推动力，想说想表达。它变得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不写可能会憋死，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出路，这口痰吐不出来，我就喘不上气。
张：那时候只是纯粹的暄泄，完全没有历史意识。
贾：没有历史观，没有任何历史意识，没有任何社会意识，完全属于生理反应，比如说这是一道伤痕，写了你就会舒服。等我93年到了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有了大量的观看，这些大量的观看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看的电影他妈的跟我们的生活半点关系都没有。我那时候就变了，那时候就获得了从全面角度看到生活很多给遮蔽掉，看到在这个银幕上是多么地不公平，变化得又那么快，包括我也一天天长大，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不把这个疼痛随时把它记录下来，它就有可能这样被遮蔽掉了。包括一些社会责任从那时就开始有了。很多人说我早熟，其实我很晚熟，我是在二十好几了才获得一点反思精神，我二十多年所经历的跟银幕上的世界是没有关系的。
张：像这次时装片里的高架桥拍起来很有仪式感，高架桥是是这十几年社会疯狂变迁的产物，你擅长这种城乡结合的故事，这次选择郊外的高架桥还是有你一贯的考虑？
贾：我对一些空间是特别有感情的，比如桥梁底下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它是存在的，但又是寂寞的，完全被人忽略的，比如在四川，在桥上看到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潜入到桥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赌场，是个台球场，何人来此打球？人们来来往往，这就是他们的公共场所，但对这个城市来说它是被人遗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