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的方针并没有动摇,而是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兵不血刃夺取“天府之国”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于后。
蒋介石因追剿红军入川,发现这一带山川险要,川西平原富饶,不愧为“天府之国”,如果将来中日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于是他产生了借追剿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川的想法。
杨永泰看出蒋的意图,趁机建议:“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共匪’,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蒋介石听从其言,很快撤销南昌行营,任命杨永泰为武昌行营秘书长,伺机图川。
号称“巴壁虎”的四川实力派刘湘对蒋早有防备。他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并以此阻止蒋军入川,但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跑到南京,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蒋的军队。
蒋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军10个师入川,不料刘湘有拒绝军队入川的前提条件——杨永泰审时度势地献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
贺国光率参谋团随杨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掏心计”。第一招,便是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然后拟出一道通电,告示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大小军事首脑怎敢违抗,纷纷复电表示拥护,乐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杨永泰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建议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但刘湘哪里知道,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也成了杨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宝。
趁着“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杨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随后,杨永泰借川北驻军田颂尧与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杀鸡儆猴”,将他撤职查办,树立了蒋委员长的权威。1935年夏,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任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管理政治、法规大事。面对这样一招“换汤换药”之计,刘湘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仿照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军官,以便控制川军。1935年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并调心腹干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川军进行拉拢分化。训练团刚结束,一些川军将领便倒向蒋介石一边。杨永泰眼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刘湘追悔莫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事情败露,蒋介石一通训斥,“巴壁虎”口吐鲜血,命丧黄泉。
蒋介石在杨永泰的谋划下,最终将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