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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宗仁的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毛泽东所说的“闹独立”，是指李宗仁领导的广西政府虽然从名义听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但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的军令、政令大多数情况下在广西根本行不通。面对蒋介石，李宗仁能够从容不迫与其周旋，这的确反映出李宗仁的精明才干。
其实，李宗仁早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过人的才华，他以农家子弟的身份投考从戎，东拚西杀，仅用10余年时间，就平定了广西，成为“广西王”。随后，李宗仁又积极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
1926年6月初，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李宗仁分别任前敌总指挥、副总指挥。
7月初，李宗仁取道桂林，亲率12个团由黄沙河下衡阳。与此同时，他又电令7军向长沙挺进。长沙对吴佩孚来说是能否在湖南站稳脚跟的关健地盘，长沙一失，吴佩孚的南下劳师之功可谓前功尽弃。
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场恶战，李宗仁沉着冷静，采取了相应措施：命令第2路军总指挥胡宗泽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开往永丰集中；第4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左右两翼部署停当，李宗仁亲自指挥正面进攻。7月4日，李下令三路同时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打得吴佩孚军措手不及，仅一个星期，就光复长沙，吴军退守汩罗江北岸待援。
北伐军首战告捷，国人震动，尤其是广州政府要员，惊喜交加。原来广州国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员虽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北伐，但从心底里还存有畏缩情绪，对能否取胜，忐忑不安。长沙之战，北伐军一举成名。
长沙之役虽打出了北伐军的威风，但毕竟是第一仗。吴佩孚虽在长沙败于李宗仁之手，但他还握有20万的军队驻扎在京汉铁路沿线；孙传芳也有20万人盘踞在苏、 浙、皖、闽、赣五省，奉军张作霖则号称有30万大军，部队的战斗力比吴、孙军还强。
为了迅速地向北推进，消灭军阀势力，8月12日晚，蒋介石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了第二期战略计划。会上，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仑主张将主力转移，攻取江西以巩固广州根据地。李宗仁则竭力主张首先乘吴佩孚军疲于南北奔命之时，用速决战的方针，将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在武汉站稳脚跟。这样北可进攻中原，东可进长江，包围孙传芳，搞定东南易如反掌；否则将两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
对究竟如何周旋于军阀的千军万马之中，有效地攻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和加仑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听了李宗仁意见后都表示同意，但他们对李宗仁先攻武汉的主张有些担心。散会后闲聊时，加仑问李宗仁：“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李宗仁略加思索地回答，“我看有14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噢！”加仑惊讶他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14天呢？”李宗仁说：“我以我军以往的作战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行50里。汩罗江距武昌约700华里，所以我估计要14天。”
加仑见李宗仁那副自信的态度就说，咱们打个赌，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出于对这次行动的担心，加仑的打赌仅是为了提醒李宗仁慎重行事罢了，而李宗仁却显得特别认真，还蹩足了劲。
8月下旬，李宗仁领兵进发武汉，只用了12天的时间，经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诸战役，即打到武汉。兵临城下，围攻武昌城。吴佩孚军已风声鹤唳，纷纷北撤，拿下武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武昌城下，李宗仁笑着向加仑要白兰地，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不过加仑对有李宗仁这样的军事将领感到高兴。
正当李宗仁领兵自汨罗江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檄请孙传芳前往湘、鄂助一臂之力，以夹击李军。孰知孙氏却坐山观虎斗，企待两军俱伤，他来收拾残局。北伐军利用孙传芳的这一侥幸心理，长驱北进，如疾风扫落叶，一举攻下武汉。
按原定计划，拿下武汉后，迅即挥师东进，锋转江西。东进之师兵分三路。第一路为右翼，由蒋介石指挥，以夺取南昌为目的，第二路为中路军，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趋德安，以断南浔铁路，李宗仁率第七军2万余人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取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
9月10日，蒋介石命李宗仁入赣作战，将武昌围城之任交第四军接替。李宗仁接到命令后，随即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9月14日，按李估计，程潜部应已占领武宁，遂驻扎阳新，派人往武宁侦探，以便联络。正值此时，李宗仁又接武汉急电：孙传芳部海军已溯江而上，将在黄石港登陆，攻占大冶，进而解围武昌，望即日回师阻敌于大冶。其实，李宗仁接电后，孙军已攻打大冶，而回师非三五日不能到达。远水救不了近火，李宗仁盘算还不如乘势攻打孙传芳的司令部所在地九江，如占九江，江西形势必急转直下，孙军也不敢攻打武汉。在征得武汉方面同意后，9月下旬，李即下令全军开拔，向九江挺进。途中李探知武宁为孙军占领，程潜去向不明，甚是吃惊，暗暗叫苦不迭，如今自己闯入了前、左、右三面受敌的困局，欲退不能，欲进不得，大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处此危情，李不露声色，当机立断，改变战略，舍夺九江，领兵向右翼靠拢，翻越羊肠山，寻找程潜部。如程部被围，则可解救；如无恙，则可合拢另作打算，这对保存实力有百利而无一害。李部翻越羊肠山后，9月29日攻下箬溪。为解救南昌前线的困境，李率部自箬溪东进，在德安、王家铺与敌展开异常激烈的遭遇战，皆获大捷。10月中旬，李宗仁与程潜部取得联系，商议联合向南浔路推进，策应正在攻打南昌的蒋介石部。这时，忽接蒋的电报：“就地整顿补充，待命进攻。”原来，蒋介石在硬攻南昌失败后，拟订了“肃清江西计划”，分左右两军向敌进攻，李担伍左路任务。一路上，李宗仁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先后攻下德安、马回岭、九江；11月6日下午率部与右翼军会师南昌郊外，不日南昌被克。北伐国民革命军在两湖、闽、赣均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江西是北伐主攻目标之一，也是孙传芳长期经营盘踞之地，孙传芳纠集五省大军入赣，誓与革命军作殊死之争。未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孙即步吴后尘，兵败逃窜，北伐军战绩举世震惊。特别是李宗仁的第7军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七军“钢军”之称由此名闻遐迩，李宗仁由此成为蜚声中外的北伐名将，无怪乎连毛泽东都称其是一位有本事的人，并未夸大其辞。
毛泽东深知，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利害冲突，特别是对广西的军、政权的争夺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蒋介石一直对广西垂涎三尺，做梦都在想呑掉广西。日本入侵中国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了把主要精力对付共产党外，对广东、广西等控制力比较弱的地方也蠢蠢欲动，想派中央军接管。对此，李宗仁针锋相对，主动联合广东的陈济棠抗蒋，并于1936年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在陕北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发表了讲话：“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是在客观上是革命的进步的”，因此决定“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种种可能的援助。”
在这种背景下，当李宗仁特使刘仲容向毛泽东详细地讲解了李宗仁、白崇禧如何整治广西，如何与蒋斗争，不被蒋介石吃掉等事情以后，毛泽东对李宗仁做出了许多评价，如“李宗仁对部队是控制不错的呀！”，“李宗仁确实有些本事哩！”“没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等等。毛泽东先后三次称赞李宗仁有本事，意在处理好与李宗仁的关系，最大限度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通过刘仲容向李宗仁传递共产党的希望。
历史已无从考证毛泽东所说的这番话对李宗仁抗日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宗仁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负众望，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徐州会战中上演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事，决心在此进行一次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徐州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