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缅战场，他给史迪威将军当参谋
应英国请求，经中美英3国协商，由精锐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人数最多时达到3个军12万人。此时，王楚英被调到了远征军的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身边，担任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跟随史迪威将军两年零八个月，这段生死与共的经历，对于王楚英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令人无法忘怀的岁月。就像电影那样，常常一幕接一幕地浮现在眼前，自己仿佛回到了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又跟随在史迪威身边，参与作战计划的研究，或驾驶那辆吉普车，载着将军深入枪林弹雨、炮声隆隆的前线。
初见史迪威闹了个不愉快
1942年3月3日上午10时，王楚英到机场迎接史迪威将军。
回想初见面的情形，其实闹得并不愉快。用王楚英的话来说:史迪威就像给最讨厌酸辣口味的他，硬灌下了一碗“酸辣汤”，无法入喉，难受极了。
“那天安排我给他开车。史迪威一下飞机，我看见他，这哪是个将军呢，像个教授一样。背有点弓，瘦瘦高高。”快到汽车旁边了，中国驻缅军事代表侯滕就招手让王楚英过去，王楚英会意，上前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一看，明明是个小孩子嘛，还上尉，他心里就反感了。
在美国，史迪威就有“醋性子乔”“尖酸刻薄丘八”的诨号，他性情耿直，疾恶如仇，观察敏锐却易生疑，对看不惯的人语言相当尖刻。当时，他就很不高兴地用中国话问:你是哪一位达官贵人的子弟啊？到缅甸谋得这么一个好差事。王楚英心里想，这不是诬蔑我吗？这个差事有什么好的？我是要到部队打仗的，要把我调过来，我有什么办法？我家里是农民，没有靠哪一个权贵当上尉。
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官场他晓得，达官贵人的子弟虽然当兵了，但总是留在后方，不到前面送死的，那送死的就是工农的子弟吧，或者是没有背景的子弟，所以他不高兴。王楚英伸出手来了，他理都不理。
王楚英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蔑视，但为礼仪和军纪所迫，只得强压胸中的怒火，木然肃立。侯滕在旁边看到王楚英面色铁青，晓得那句话深深刺伤了他，赶紧向史迪威解释，说他是个农民的孩子，自己出来的，会打仗，很勇敢，还指着右额下一块伤痕讲:“这个疤就是在瑞昌作战时，被日本人打伤的。我们十八军军长说，他是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
史迪威性子很爽直，一听说王楚英打过仗，再仔细看看疤，立即改变了态度，主动来跟他握手。完了以后还说，你们走吧，我坐这个小娃娃的车子。
点名要他当参谋兼警卫队长
不打不相识，王楚英给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开赴越南湄苗之前，史迪威点名要王楚英作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这么重要的位置，按理轮不到王楚英。中方起初为史迪威选定曾留学英美、又是“陆大”毕业的中校情报参谋刘芳榘为联络参谋，另派精通日语、英语的商鼎新少校任“史总部”警卫队长。没想到，被史迪威一口回绝，非要“娃娃上尉”。于是，19岁的王楚英身兼两职，率领起59人的警卫队。
到了湄苗，前来迎接的先遣参谋多恩，把史迪威安排在向浸信会借来的红楼。里面布置得挺不错，粉刷一新，还摆放着各种工艺品，俨然就是一幢高级别墅，还雇用了十几个缅甸仆役忙着端点心泡茶。可是，史迪威走进来一看，屋子里地图没挂、也没有军用电话，立即火了。“你把这里布置成这样，是想开旅馆，还是要办疗养院呢？”狠狠训斥了多恩一顿。
为了缓和气氛，王楚英迅速挂起地图，进行战情汇报。史迪威还是不高兴:光有地图不行，作战指挥室还得有一个体现缅甸有关地形的兵棋沙盘，并要多恩连夜找人来做。多恩傻眼道:这半夜三更的到哪里去找人，离天亮还有好几个钟头呢。见史迪威眼一瞪又要发火开骂了，一旁的王楚英心中暗自盘算:我们警卫队59个中国人里一定有能工巧匠，应该可以做出来。即对史迪威说:这事我来做吧。他马上把59个人集合起来，找到会木匠活儿的，会捏泥巴做泥塑的，一刻不停连夜施工，终于在天亮之前把沙盘做起来了。
一夜的忙碌，让王楚英领教了史迪威严谨的军人作风，这种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此后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中，王楚英对待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辅助史迪威的工作中，他对打仗也有了更成熟的感悟。或许正因为如此，后来，王楚英对史迪威攻打缅北的军事计划，有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千人打败近万日本兵救出英军
作为史迪威的联络参谋，王楚英见证了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上的胜败荣辱。调到史迪威身边不久，就爆发了仁安羌战役。
仁安羌是缅甸最大的油田，也是盟军油料供应基地。1942年3月中旬，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向英军进攻。此时的英军自仰光失败后，逢战即溃。日军以两个联队(相当于我军两个团)的兵力绕过英军后方，占领了仁安羌油田，将英军7000余人围困；同时又以一个大队(差不多我军一个营兵力)占领宾河北岸渡口阻击增援。英军粮弹俱尽。
“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请求迅速援救。史迪威随即派我将手令送去给新38师师长孙立人。”由此，王楚英也亲历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战役。
4月19日拂晓，经过周密计划，孙立人麾下113团团长刘放吾带着部队秘密渡河，奇袭仁安羌。清早天不亮就开打了，一下子就摸到日军炮兵阵地，又是手榴弹又是冲锋枪。敌人的炮兵连开炮机会都没有，掉头就跑。后面的日军以为是整个阵地崩溃了，慌忙派了一个大队来增援。刘团长带的两个营，其中一个已迂回到敌人援兵的后面，前后夹击，把新上来的那个大队也打垮了。“那个英国兵本来都很软弱的，忽然他们力气来了，抱起那个中国兵向天上抛。”王楚英记得，英军第一师师长跑上山头，找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孙立人，抱住他就哭，把孙立人的衣服都弄潮了。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以少胜多轰动了世界。我军参战合计不过1121人，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近万人日军部队，在王楚英看来，只有善谋善断的孙立人将军才能够作出这种以寡击众非凡决断。
不过，孙立人没想到的是，当他正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再一次发起进攻的时候，英军却突然不告而退，史迪威也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平满纳会战”，改为筹划曼德勒会战。这样一来，新三十八师就深陷敌后，只能够担任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中国远征军丧失了有利战机，随之而来的，是盟军的全线崩溃和数万远征军将士葬身异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