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写作
潘恩道出的常识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惊世骇俗的，说那是常识乃是为了消除读者的接受障碍，从而令其笔下的真理显得自然可信。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潘恩的“话语策略”。按照朱学勤先生的说法，作为下层人民一员的潘恩，“知道怎样用他们的语言说出他们的要求”。所谓“他们的语言”，无外乎简明直白，不兜圈子，不作过度阐释，有一说一，直指人心。这样一种性格也是梁文道的追求。前文已经说过，他很反感那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好像不上溯到终极本源就无法显示自己的深刻似的。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本来很好解释，完全没有必要云山雾罩地谈文化谈心性，那样反倒掩盖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在他看来，“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只要以常识度之，很多问题也就无所遁形了。
致力于说出常识或者以常识写作，其实也是中国报刊评论的一个传统。比如当年的《努力》周刊、《独立评论》和《观察》，尽管其撰稿人大多留过洋，但写起文章来却从不摆洋谱，而是白话开篇，如话家常。
强调常识，不只是一种策略需要，更因为常识常常被遗忘和压制，造成常识稀缺，因而需要“时时勤拂拭，不教染尘埃”。常识来自于人类屡被印证的经验认知，当然，这些认知和成果未必会被普遍接受，而违背常识的事情也就由此在拒绝接受的地方发生。事实上的确存在把常识当新知的问题。若是欣然接受倒也罢了，最怕的是视为异端加以拒斥。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几时能够刷新国人的视听、给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的快慰呢？在信息面前，世界是平的，在常识面前，世界何时也是平的呢？
指认常识
梁文道对于常识的理解还有一层，即“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语）。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有不同的常识观念，甚至不同的亚文化共同体也有不同的常识观念。比如香港人和内地人虽同属华人文化圈，但其常识观却不尽一致，香港人认为是常识的内地人未必认为是常识，反之亦然。梁文道提出这个命题并非只是出于理论认知，而更是某种真切的生命体认。作为一个香港人，他试图接受内地人的常识，并以此来思考眼前的问题，但这种“进入”是为了“跳出”，也就是获得某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为了融入其中自如地生活。同样，如此跳来跳去的姿态也适用于获得内地人对香港人常识的“发现”。这样一来，他的时评就不只是简单的时评，而是在做一种诠释的工夫，以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那么，梁文道到底为我们揭出了哪些常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名为“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涉及国耻、抗战、汉奸、接班、问责、城管、教授、低俗等诸多命题；下编名为“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又细分为“政治激进派的豪赌”、“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和“世界到底有多平”三个单元。常识几多，读书便是。
有意思的是，这组时评文章一旦被赋予“揭出常识”的使命，似乎就超越了时评易于过时的命运，从而获得了某种持久的价值。换句话说，人们阅读这些文章，不是为了了解作者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事过境迁，人们可能也已没有了兴趣），而是为了获得作者对某个抽象命题的认知，而这一认知适用于以后遇到的同类具体事件。这就是《常识》不同于一般的时事评论结集之所在。（胡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