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梁文道
两百多年前，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一年内发行了50万册，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最近，活跃于香港和内地媒体的知名评论家梁文道先生也出版了一本《常识》，其受欢迎程度会是怎样，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与潘恩的《常识》是一篇长文不同，梁文道的《常识》是一本时事评论集。之所以与前贤的著作重名，作者有两点考量：一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二是“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不似流俗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公共关怀和常识写作，正是梁文道的话语立场和评论视角。
公共关怀
梁文道在序言中对潘恩赞赏有加。这不只是因为“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而惟独潘恩的《常识》是个例外”，更因为“他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即小册子。他援引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话说，出版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而知识分子写小册子就是“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尽管这本《常识》并不是小册子，但其书写本身秉持的无疑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在他看来，“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因而“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写作时事评论是为了“干预生活”，是期待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完美起来，而不是追求成就自我的“江山不幸诗家幸”。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至于是否“一心只读圣贤书”却未必好说。当然，选择做一名纯粹的学者也无可指摘，何况一名学者在进行公共发言之前本应该做好自己的专业，就像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样。让人意气难平的是，从事公共发言的知识分子往往遭到专业知识分子的鄙夷，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或者哗众取宠。也许这就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症状？事实上，这种“纯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并非今日中国独有，而毋宁具有某种“普适性”。
仍以潘恩为例。尽管凭其理论贡献他本该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但西方出版的许多政治思想史专著却没有潘恩的一席之地。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潘恩只是个宣传家、鼓动家，充其量是个小册子作家，却绝非政治思想家。其实，正如朱学勤先生指出的那样，潘恩的“著作并不是闭门整理前人思想资料的结果，大多是应时而作的战斗檄文，无意中却给近代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托马斯·潘恩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实践与理论是相互促进的，公共关怀本身是一种价值，而其对学者专业发展的促进也不无价值。专业学者完全没理由鄙夷从事公共发言的学者。梁文道是位学者型的评论家，虽然未闻他在学术上有何贡献，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公共发言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