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文谈到游侠在汉代有着独特的地位，到汉武帝大开杀戒之后，西汉游侠进入第二阶段，即轻侠阶段。
历史总是在一张一弛中循环，经历了汉武帝、昭帝、宣帝的铁腕之后，汉元帝一改祖风，“柔仁好儒”，而游侠也因此得到再度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专业刺客杀手集团的出现，尤其是以京师为中心，他们以正当的工商业为掩护，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称为“会任”或“合任”。据王符的《潜夫论·述赦》记载，“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他们的利润极高，收取客户十万，而只付给一般杀手几千的报酬。他们手眼通天，和官府勾结，打探消息，特别是利用汉代朝廷频繁发布的大赦令，大钻法律空子，形成了一个极为“繁荣”的市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杀手集团，萧条期也有四五个。上至公卿显贵，下至市井百姓，都兴起了一股“借客报仇”之风。如西汉后期的一代大儒朱云，也曾“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
刺客集团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体制化的严密分工。长安出现了一个集团，他们制做了三色弹丸，每次出发前，摸到红色弹丸的就去刺杀武官，黑色的杀文官，白色的为失手而死者治丧。每到傍晚，抢劫行人，刺杀官吏，长安城里，一时之间报警的鼓声不绝，官民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这些刺客游侠都有着必死的信念和殉道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激励着革命党人暗处的刺杀，更使他们在公开的层面，以游侠精神自励并鼓舞民众，策划暴动。正如秋瑾之女王灿芝在《先烈鉴湖女侠遗集序》开头所说：“清政不纲，豪侠四起，北有吴禄贞，南有徐锡麟，要皆身列戎行，义愤填胸，为革命之先导。”而在这些革命党人中，秋瑾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三
秋瑾十多岁时就喜欢读剑侠传，尤其倾慕西汉大侠朱家、郭解的为人。但她在20岁时却嫁了一个纨绔子弟王廷钧，常有所嫁非人之叹。1903年，王廷钧以捐官任户部主事，27岁的秋瑾随夫入京。到北京后，秋瑾更加关心国事，接受革命思想，与丈夫产生冲突。1904年，秋瑾时常以男装出现，并作《宝刀歌》感叹“宝刀侠骨谁与俦”。与丈夫公开决裂，于是东渡日本，在横滨加入反清帮会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位列“洪门三及第”之一。1905年曾回国，并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从此改字为竞雄，号鉴湖女侠。此时，秋瑾侠义情结更盛，这一年开始创作弹词自传体《精卫石》，署名为“汉侠女儿”；年底回国后，第二年正月在绍兴照了一张男装照片，《自题小照》（男装）说：“俨然在此望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1907年正月，秋瑾开始主持绍兴大通学堂校务，以此作为革命据点，秘密组织光复军，并作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负责人，准备联合各派革命力量，在旧历六月初十起义，不幸走漏消息，于六月初四被捕，六月初六凌晨被杀于绍兴古轩亭口，年仅32岁。
如果说在谭嗣同的思想和行为中，侠义只是一种重要的辅助而非核心；那么，侠义精神在秋瑾等革命党人那里，则已成为主流精神层面。徐自华《秋女士历史》说：“其生平喜读游侠传，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侠好义，挥金如土，广交游，诚女界之豪杰。”不仅秋瑾自称女侠，“秋侠”、“秋女侠”、“秋瑾女侠”等更加成为天下通称。她和同道中人通信，如徐锡麟写信给秋瑾，开头即称“竞雄同志侠览”，末尾“即请侠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