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思和来到深圳,参加广东女作家李兰妮长篇自传体散文《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学术研讨会。这本书,让陈思和将目光关注到平时并不十分留意的抑郁症领域。
陈思和在深圳接受采访。 庄礼幸摄
而对于自己一直潜心研究的中国当代文学,也让他有“旷野无人”之感:“中国文学从1990年代以后,就停留在稳定、凝固的美学趣味里,没有流派、没有师承、没有特点、没有追求。”在会后记者对他的专访中,他一桩一桩地谈论近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纷争。在他的视野里,与他相熟的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并不是简单的“垃圾”二字；“韩(寒)白(烨)之争”并不能动摇两者任何一方的现状；朱文是最可惜的天才小说家；新一代没有出现真正反叛的作家……
这位被认为是严谨、敏锐、独立而富有激情的学者,多年来很少在媒体上出现他的声音。
他“置身事外”的观察,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当代文学。
经过文革的革命式语言
中国语言之美被毁坏殆尽
记者: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些年关于当代文学的争论很多,您是否也关注到这些?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上海学者朱大可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沦为垃圾场。
陈思和:我上网比较少,但我跟顾彬很熟,交流也很多,他的说法是被媒体绝对化了。他是诗人,对诗歌更了解,对文学的要求就是对诗的要求。以诗歌的标准来要求小说,小说的语言当然就显得很粗糙了。他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说的也就是语言的粗糙、小说家的浮躁、媒体和商业的制造。但我很喜欢喝二锅头,顾彬也喜欢,因为便宜嘛。(笑)
记者:很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回应说,作为一个汉学家,他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文学。
陈思和:这是事实,他只能从他自己的角度作出评判；他所批评的,更多的是被媒体炒作的那批书,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另外,顾彬是外国人,要把汉语说得精确,不可能。我请他上过两个学期的德国文学史,讲到德国诗歌时,他也是说很好,讲到德国小说时,他一样地批评。像伯尔、君特·格拉斯这些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作家,可他用汉语评价同样是:垃圾、语言很差。就是这几个词。
记者:他对中国小说和德国小说的批评是否基于同样的理由?
陈思和:一个理由是,他认为这些作家都是战后作家,而德国的语言在纳粹时期已经被毒化了。二战后许多优秀作家都不搞创作了,去搞翻译。去翻译法国、英国的文学,以唤起人们对以前的德国语言的记忆。
他批评中国作家“垃圾”、“语言很差”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五四一代作家部分程度上因为翻译而创造了现代汉语,经过文革的革命式语言,中国语言之美被毁坏殆尽。在德国,伯尔、里尔克、策兰都是翻译家,所以他批评中国作家不懂外语,甚至不能通过翻译来唤起民族语言的记忆；而中国现在搞翻译的,又没有几个是真正的作家。
当代作家语言很粗糙
但余华《兄弟》非常有价值
记者:说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王安忆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她说白话文会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约束,对语言没有敬畏之心,“现在打开一篇小说,到处是空洞的形容词”。
陈思和:当代作家的语言确实很粗糙,甚至很多很著名作家也有很多语病、漏洞。也有精雕细琢的,但心无旁骛潜伏十年精心打磨一部作品的很少。
记者:撇开语病这些基本的常识不说,有些作家会认为,粗鄙也是一种风格。
陈思和:这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文学可以庸俗,语言可以粗鄙,生活化的语言有时更有表现力,但情操不能粗鄙。比如很多作家写情欲,都会流露出男性支配的心理,这是情操粗鄙；但沈从文写水手和妓女做爱、唱黄调,却让人觉得这是生命本能的美。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很多作家缺乏对文学神圣的看法,读者、作家、出版社,都把文学当成商品一种,当成流水线的产品。
高尚不高尚与具体的语言没关系,与支配语言的人的心灵才有关系。写得肮脏不怕,关键是你有没有力量把这种肮脏化解。土地肮脏吧,苍蝇蚊子、大小便,什么都有,但最后这些会变成生命；如果你只看到苍蝇蚊子,就肮脏了。
记者:余华的《兄弟》曾受到过语言粗糙的指责,但《兄弟》又恰恰是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您怎么看?
陈思和:这部小说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中国当代小说里没有一部是直面改革开放这30年的,没有一部直截了当地写10年文革和这30年的“兄弟”关系。余华写到了大量的丑陋,让人受不了,但是却是这个时代的镜像。当然,书里也有很多细节的问题,这也是这本书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