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时发现，新作品不是太多。经济大潮已经影响到艺术，有些艺术家下海了，比如有的搞设计去了。各地艺术群体也大部分解散了，艺术家仍然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高名潞记得在江心洲宾馆的那几天，艺术家们一直有种很浮躁的紧张感。但那种紧张感的释放不是在艺术家内部，而是竟然和当地人打起来了。
宾馆里当时还有黄山本地人在举行婚礼。艺术家们开完会后，就过去凑热闹，给新郎新娘敬酒。有人就逼着新娘喝酒，闹得新郎不高兴，口角起来。结果山东一位艺术家就啪地扔了个酒瓶，刚好砸在新郎脑袋上，砸得头破血流。
这一下子就闹大了。“来的警察，再加上本地人，把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公安局局长找到高名潞，点名要毛旭辉。但实际砸瓶子的不是他。高名潞本打算带着毛旭辉去公安局说清楚，结果还没出宾馆大门，当地人就扔东西，上来动手要打。谈判就改在宾馆里了。
这边谈判在僵着，那边艺术家宋永红在宾馆里呆着难受，想跳窗户出去溜达。结果一出去就被当地人一顿打，浑身是血，最后脸上缝了十几针。这也算是给双方的僵局解了围。
2007:拉开距离看85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政治上走向开放，而商业化压力尚未到来的空白时期。这一时期为孕育理想主义热情、激发各种乌托邦幻想设置了最理想的温床。”费大为在展览前言中说。
他把85新潮运动比喻为“一次出轨的瞬间”，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就是这次出轨瞬间的“最高潮”。而1989年5月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览，则第一次把85新潮的艺术家推到了国际展览的重要舞台。
费大为的展览招致不少批评。有人空洞地指责费大为对作品和艺术家的选择是基于“西方话语霸权”；也有人直接挑明，85新潮并不能算作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星星画会就不算了？无名画会就不算了？
费大为的解释是，在85新潮之前的绘画团体，更多像是在各自地盘上的单打独斗，并没有如85新潮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运动”浪潮。
批评家高名潞也基本同意这样的判断。他把从“文革”结束到1984年这个阶段称为“后文革”。在他看来，这段时期艺术作品的特点是既反“文革”，又跟“文革”有撇不开的关系。而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更是倒退，“就像一个导火索，激起年轻人的反叛心理，所以1985年才出现蓬勃的群体。”
“85新潮是一次非常有力度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它也是一场有价值的艺术运动。”批评家皮道坚当年是《美术思潮》的副主编，为当代艺术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持。他认为，85新潮给今天留下来的财富，是对表达自由的执着的追求，对生命价值的不懈探索。“费大为这个展览，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这是不是’85的原貌，大家可以去评论。”高名潞说。
坐在尤伦斯报告厅的主席台上，高名潞忍不住感慨，“1989年那次展览是很多作品在墙上非常拥挤，很闹。来看的中国人很多，外国人很少。跟今天这个展览完全不一样，这个展览开幕的时候大部分是外国朋友。”
批评家王明贤亦是当年现代艺术展的筹备委员。在他看来，1989年的那个展览，有“美术运动”的感觉，而现在这个展览，则完全是从博物馆的角度、很冷静地来分析。“现在也没办法来重现当年的气氛。”王明贤补充。
历史确实没法复制，就像在尤伦斯展览开幕当天，当年面对着自己作品开枪的肖鲁，现在是背对着自己的作品和朋友留影了。肖鲁现在住在北京东营艺术区里一栋由厂房改建的大房子里。房子基本是冷色调，角落里有一个“X”形的铁架，上面放着很多色彩明丽的青苹果，那是她最近的一件作品，也是她房间里惟一的亮色。肖鲁喜欢坐在二楼的书桌旁，透过书桌旁的大窗户，看着外面的一片秋天的树林。窗户上蒙了一层铁丝网，肖鲁正找人把它拆掉。“不然跟关在里头似的。”肖鲁笑笑。
当年面对着作品开枪的肖鲁（上图），现在是背对着自己的作品跟朋友舒群合影了（下图） 肖鲁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