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大，海子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固执。虽然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但他一般不参加学校和系里组织的会议和活动，这就意味着他只能拿到每个月的基本工资，而奖金等统统扣除，这在法大有着严格的考勤考核工作制度。这些工作制度直接与工资奖金挂钩。
海子不在乎这些，他自认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用开会、搞活动的时间来写一些诗的收益比那一点儿钱强百倍。正因为如此，在评定海子职称的问题上，领导们一再考虑，还是让他停留在“助教”资格线上。
海子生前的挚友西川也说“要探究海子自杀的原因，不能不谈到他的性格。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辞职下海的雄心被父亲浇灭
1989年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海子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
海子回到查湾村时已经身无分文，也就没有像往常那样带些礼物回家。刚一进门就喊着妈妈要饭吃，他饿极了。
这一次在家，海子发起冲刺，不要命地写诗，仿佛是一个危重的病人在同时间赛跑。
他和父母说自己的一部作品集要出版了，可能会赚取一笔稿费，海子讲得很诚恳，好像帮助改变家庭境况的机会已经来了。
海子确实被物质——这个无情的情人折磨透了。他曾幻想如何能使自己和家里变得富绰起来。单凭他写的诗歌，岂能养家糊口？
就在前不久，他和几个北大同学聚会，有人建议海子和他们一道“下海”，去海南办报纸。
海南是经济特区，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全国众多的热血青年，绝大部分知识青年都找到了用武之地，并且混得不错。凭文字功底和写作水平，海子完全有能力去报社做一名编辑，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工作游刃有余。
当海子把欲辞掉法大教师的职务和几个朋友去海南办报纸一事认真地和父亲查振全提起时，父亲勃然大怒，拍桌子狠骂他的儿子。
“好好的一个铁饭碗不要，去海南做什么？”
“好不容易把你给培养出来，你却要自己毁掉自己……”
海子没有想到父亲会发这么大的火。他吓得双腿直哆嗦，哭了起来，像个受伤的孩子。
坐在一旁的母亲也跟着哭了起来。
她第一次看到儿子如此悲伤。
晚饭时，海子只吃了几口，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笔又写了起来。
母亲推开门，端来一碗面条放在桌边。她试着问儿子到底辞不辞去法大的工作，海子直截了当地回应母亲：“我还当老师就是啦。”
母亲拿着怀疑的目光瞅了瞅海子。她看儿子并没有在意，就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房间。
几天后，母亲问及儿子和女朋友关系发展得如何，海子保持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