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大词人纳兰性德在《木兰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用这首词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今抚州东乡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从小就喜欢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先后任多个地方官。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他推行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司马光，字君实，号涑水先生，祖籍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一群小孩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不小心跌进装满水的缸里，其他小孩见状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司马光则拿起一块石头，砸破缸的下部，缸破水流，小孩因此得救。司马光少年时和王安石一样，读书也非常用功，很早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司马光先后从政48年，官至宰相。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数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于王安石，应当算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酒，但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好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就名重天下。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他“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欧阳修也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还写首诗说“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韩愈”。所以，当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门写信祝贺王安石，王安石的诸友也都摩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由于国库空虚，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反对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事情不是这样。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