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1日，在延安南边的鸡加村，远远就看见搭起的许多席棚，周围彩旗飘扬，人群攒动，还不时听到喧天的锣鼓声，原来那里在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从新疆回来的100多名共产党员，这批共产党人是由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回来的。他们历时一个多月，行程近三千公里，其间波折不断，险象环生，终于虎口逃生，从新疆回到延安。
1937年，在全国抗日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建设新新疆，与时任新疆省主席的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随后，党中央陆续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马明方等共数百人。1942年在苏德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反动高潮的影响下，盛世才为了寻找靠山而投降了蒋介石，无耻地背叛了和共产党的统战关系，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盛世才的捕杀下，大批共产党人被关进了牢狱。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上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但国民党方面一直拒不执行协定的内容。1946年3月，张治中将军出任蒋介石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他离开重庆飞往新疆的前夕，周恩来亲自来到他的家里，拜托他到新疆后，想办法释放和护送被盛世才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延安。张治中将军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
1946年5月中旬的一天，陶峙岳总司令对时任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说：“张主任（张治中）要释放关押在监狱的共产党，还要把他们送回延安去，你拟一个护送计划吧”。刘亚哲当时负责军事交通工作，他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情绪，他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接到任务后，刘亚哲立刻到省政府警务处去了解情况。当时的新疆警务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机关，特务头子对刘亚哲的态度十分傲慢，这让刘亚哲当即明白：张治中释放共产党，特务机关不同意，其中一定有矛盾。后来，刘亚哲才知道了这批共产党人共有一百多人，行李不少，而且很多人还带有家眷。于是刘亚哲依照情况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护送计划，并将计划上交陶峙岳转张治中批阅。
护送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复，行动日期定于6月10日。出发前一天，即6月9日的上午，刘亚哲去见张治中。张治中将军握着刘亚哲的手说：“这个任务很重，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你送到兰州就回来”。刘亚哲问张治中将军说：“护送还是押送？”
张治中说：“当然是护送。”刘亚哲又问：“旅费怎么办？”张治中说：“实报实销，回来拿给我批。”
6月10日拂晓，刘亚哲带着副官李英祥一人，来到南梁第二监狱门口。护送人员陆续到齐。刘亚哲突然发现，此行的护送人员都是由军统特务机关派的，这个情况提醒他，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运送批共产党人及其家眷的10部汽车来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很有秩序地装好行李上车，离开了被关押的监狱。随后车队从乌鲁木齐出发。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艰险。特别是从吐鲁番到七角井，沿途都是一片焦红的不毛之地，而且地形复杂，两侧是连绵的山岭，公路在山谷中穿行，十分惊险。这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拦截过路汽车。刘亚哲担心特务机关派特务在途中截击，为了安全起见，他连夜去找当地驻军负责人，请求帮助。这位负责人与刘亚哲是旧友，他立即派一个连的兵力，连夜出发，沿途布岗。第二天出发时，他又派出两部装甲车前后保护，保证了这一路段的安全。六月中旬的戈壁滩，骄阳似火、酷热难耐，白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五十多度。车走不久，就出事了，车上一个女孩子因为高温而死亡。为了不影响行程，刘亚哲将女孩就地掩埋后，继续前行。这次事件令刘亚哲对车上共产党员的健康问题引起了主意。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他决定在七角井召开会议，全面了解和安排生活问题。刘亚哲知道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关押了长达四年之久，受尽酷刑虐待，体质一般都很差，而且还有不少人是在长征时期受伤致残的人员。在会上，刘亚哲宣布了伙食标准：每餐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六个人一桌，早上每人发两个鸡蛋。军需人员不同意这个标准，说这批人的旅费规定是每人每天七角钱，只能吃窝窝头喝开水。刘亚哲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切开支，由我负责报销，军需人员负责管付款和保存单据就行了。”会议结束后，他告诉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代表，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跟他联系。
车队出了新疆，进入甘肃到达了兰州。此时刘亚哲的护送任务已经完成，他准备返回新疆。被护送的共产党员都不同意换人护送，强烈要求由刘亚哲将他们送达延安。共产党们还联名给张治中将军打电报提出请求。五天后，张治中将军回了电报，同意由刘亚哲继续护送到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