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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中国文学每况愈下 当代作家多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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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顾彬近年第七次来中国大陆。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出版后,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反响。

  原本学神学的顾彬,因为李白诗歌别样的吸引力,而走上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我应该感谢李白,他决定了我现在的存在。

  ”顾彬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说,“那时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学中文,他们想我将来一定找不到工作。他们是错的。”

  顾彬很坦诚,他说自己在翻译中国诗人杨炼的作品时,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绪冷化,否则,德国读者受不了。我问他:“但是,你这样做不是已经改变了原诗的韵味了么?”他说:“是。你说得非常非常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它在德国会没有读者。而他是一个不错的诗人。”

  他很有把中国作家作品在德国铺陈开来的冲动。但在接受我的独家专访时,他不掩饰对很多中国作家的失望。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实际上是每况愈下的,不要谈古典文学吧,李白的诗是太美了;就算是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也比当代文学强过太多,这就好像五粮液与二锅头的差别。2006年底,顾彬关于中国某些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虽有被媒体断章取义的成分,但在我看来好像也并没有太大的偏差。

  诺奖标准不一定是文学水平

  时代周报:前一段时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也是文坛一大盛事。这次照例没有中国作家获奖。这在大家意料之中。

  顾彬: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考虑获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写作。一个人写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

  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不一定是文学水平。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委员听说某个作家是左派或曾经是左派,就经常进行争执。他们觉得,应该就社会来看文学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作为反映社会声音的社会良心。

  时代周报:之前,华人倒是有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高行健,你对他的作品怎么评价?

  顾彬:他的话剧,我到现在还是会这么说,在1980年代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他1990年代写的小说,差得很,比莫言、余华等人还差得很。整个德国的副刊皆讽刺他的小说,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他作品中的女人形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根本不了解女人,他不知道女人是什么。他搞什么男人主义!他的英文水平太低,没有什么思想,另外他老在模仿欧洲的文学作品,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时代周报:你译介和推荐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你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好的,可是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失真的成分会更大。如果是古典诗歌,当然就更严重。

  顾彬:对,你问得很好。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我的标准是欧洲1945年以前、中国1949年以前的标准。如果就中国来说的话,我的标准就是鲁迅这类的人。不光是他,还有其他的人。

  另外,你不要忘了,朦胧诗派这批人,他们都受到欧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朦胧诗派的影响。当时,中国朦胧诗派的外文水平是很高的,他们的诗歌是第一流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能够出这么多世界第一流的诗人,顾城、杨炼、北岛等等。

  时代周报:舒婷怎么样?

  顾彬:舒婷非常好。但是她现在根本不写诗。她给我们留下了大概五六首非常好的诗。但是除了这五六首诗以外,她似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宝贵的东西。小说我的标准是鲁迅,他的语言能力是非常高的,还有他的思想。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

  建国初期只有两部真正文学作品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鲁迅的标准,和他同时代的张爱玲的作品,你如何评价?

  顾彬:张爱玲非常好,那当然了。但是很麻烦的是,她的一部分作品是英文写作,后来她自己翻译成中文。她的译本和原本味道都不一样,区别很大。另外她用英文写,所以她的这些小说应该属于英语文学,不属于中国文学。

  我还应补充一点,比方说,北岛写了一流的散文,但他现在是美国人,这是很麻烦的,我希望有一天有个中国学者帮我把这个难题解决。

  时代周报:华人,但现在非中国籍,他的作品算不算中国文学,这个问题困扰你?

  顾彬: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比方说,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该不该包括海外华人的作品?包括那些原来在大陆但现在拥有了外国国籍的作家,他们还坚持中文写作。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了这些从大陆出来的作家,但另一些海外华人作家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他们,比如今天参会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依苹,她也用中文写作,欧阳江河说她的文笔非常好,我应该介绍她么?她的作品属于中国文学还是属于马来西亚文学?这个问题让我头疼,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大陆的作家作品—我认为,大陆和台湾应该统一,所以我把台湾也写入我的中国文学史里面。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作家就不写文学作品了。像沈从文。

  顾彬:我对沈从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他的篇幅不少,他的文笔非常好。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王蒙的小说算是比较有名。

  顾彬:王蒙的作品我在德国翻译、介绍了不少。他1950年代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现在看,也是写得特别好。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好像只有两部作品我觉得还可称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一部是老舍的《茶馆》,一部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时代周报:丁玲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呢?

  顾彬:丁玲1949年以后不行了。她1940年代写的作品,我们不谈她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从内容来看,还是丰富的。我翻译、介绍了不少她的作品。

  王蒙到了1980年代之后,还有不少非常好的一流的作品。包括他1990年代写的《坚硬的稀粥》,写得非常好。但是当他把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变成长篇小说以后,他的问题就开始了。他开始重复他自己,另外他的写作方法做得太过分,他用他个人的方法来写作,他的技巧做得太过分。2003年,我们在青岛的大学开会的时候,也公开说了这点,他老在重复同样的词和幽默感。但从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来看,我觉得王蒙还算是一个值得看的作家。

  我为什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时代周报: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顾彬:如果从世界来看,中国的诗人多属于世界诗人。他们的语言、思想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德国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你们的重要的诗人在德国都有出版自己的书。但是,你们的散文家、小说家和话剧家则不一定。中国小说家的小说,从德国来看属于通俗文学,所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教授们,他们都不会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

  说到中国文学的地位问题,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文学的概念都是非常小的,都是狭隘的。往往提到文学只谈小说,文学好像已经不包括诗歌,诗人都在社会的边缘。也可能,中国当代诗人的读者大部分都在德国,也可能是在我们德国反而能重视你们的诗,你们却没办法重视自己的诗。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如果单从小说来说,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应该加一句话,我只能代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不能够代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的立场。

  时代周报:你就能代表德国了吗?在德国内部,对中国文学的评判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立场?

  顾彬:很可惜,不是你说的这样。我原来希望,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是错的。但德国报纸发表了我在中国说的相关话之后,无论是哪一个汉学家、无论是哪一个学者、无论是哪一个文人,不仅说我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们比我还可怕地更批判、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他们跟中国部分非常有名的学者一样,认为我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进行一种斗争。一方面我应该告诉德国学者、文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同时,跟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我应该为我自己辩护,我为什么这么做?批判我的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这是一个双面的斗争。

  时代周报:什么动力支持你一直这么做?

  顾彬:就是有这么一个精神。我的个人精神是,我不会放弃什么。比方说,在我开始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碰到好多好多困难,原来我想放弃这部文学史,因为困难太多了,但是跟欧阳江河、王家新和翟永明对话之后,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虽然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老在鼓励我,后来我知道,如果我不写谁写呢?在欧洲、美国,除了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外,只有一本这方面的书,但是比我的薄一些,因为它比我的书出版得早一些。它是在英国发表的,特点是辞典性的,不能够看,你用它来查某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名字,它会告诉你这个人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出版了某一本书等等,就完了。我的书不是这样写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则贯穿了几条红线。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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