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俩相爱的事不久就传到了张梅溪的父亲耳里，将军将女儿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同意的，都很反对，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但此时张梅溪的心早已被丘比特的爱情神箭射中了。
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伤心地离开了张梅溪，只身一人来到了赣州。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一份报馆的工作。有一天，正当他难过之时，忽然接到了她从赣州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了。黄永玉听了惊喜万分。她没有钱怎么跑出来的呢？原来，有一支由地下党组织的演剧队正在韶关演出，张梅溪以出去看戏为由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把金链子拿出来卖了，然后坐了黄运车（一种运货的车子）来到了赣州。
黄永玉马上从朋友那借来了一辆自行车，骑快车直奔60公里外的赣州。离赣州还有10公里路，已是晚上10点多，天黑了，完全不能骑车了。他便找了个鸡毛店住了下来。店里没有被子，他只好用散的鸡毛盖在身上当被子。他太兴奋了，无法入睡，只觉得全身都在被跳蚤咬……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身上的鸡毛拍干净，然后再骑车赶路———去接自己的新娘。赶到赣州，她一见到头发上全是鸡毛的他，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黄永玉对眼前的幸福不免有些担忧，试探地问她：“假如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故意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两人相约从此永不分离。黄永玉把她领到一个朋友开的旅馆里安置了下来。黄的一些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都撮合道：“结婚吧，反正她不要回去了。”就这样，他们在那个小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简单却很有意思的婚礼。
在《雅人乐话》一书中，黄永玉在他的《音乐外行札记》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他的这段爱情经历：“我年轻时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冀得自我士气鼓舞。那时，我刚刚熟悉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我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侯，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患难中夫妻情深苦难在他们面前消失
1947年，黄永玉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还没有名气，整天干着木刻———那是需要心和力交融的。而爱情的滋润使黄永玉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
1953年2月，黄永玉服从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心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张梅溪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女人，她和先生一起悉心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家里不仅有狗，还有猫头鹰、火鸡，甚至还有猴子、狗熊、小梅花鹿……当他们一家子带着这些动物一起住进美院宿舍的大杂院时，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意外，真不知道他们夫妻是怎样应付那些可想而知的麻烦的。住进了美院这个大杂院里，他们结束了长期的漂泊，至此似乎应该安定下来了。
这段日子里，黄永玉由于有夫人的悉心照料，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而后，他又开始学习国画，他喜欢上了梅与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眼前—亮。对于黄永玉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和创作更重要，然而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他的特立独行、敢怒敢言、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倔强性格，没给他少惹麻烦。
搞“四清”的时候，因为黄永玉写了《罐斋杂技》一文，上纲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程度。其中印象最深的，如“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当时被批判为讽刺“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白天半天挨批斗，晚上回到家，就半夜三更开始画画，妻子在一边替他把窗帘拉上。有时一画就是一通宵。一听到外面有响声，妻子马上要他将东西收起来，不敢再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