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一个比喻，19世纪世界的中心是巴黎，20世纪世界的中心是纽约，21世纪世界的中心可能是上海或者北京。那个年代发生过的东西，现在正在以一个加速度在北京和上海进行。我之前到上海经常坐坐磁悬浮列车，来尝试一下这个速度，体验一下所谓的中国速度吧，这个是有一点点奇怪，有一个矛盾在里面。中国速度就是这样。我觉得，按照目前中国城市改造的速度，这一状态至少还要维持10年。
早报:可再过10年，像上海也没什么可以拆的了。
李照兴:问题就在这里。城市改造的速度如此急速，而一旦改造完后，就不会有机会推倒重来了，一条弄堂或者一个胡同，拆了就没了。
城市改造的速度如此之快，有一点疯狂和失控，这是肯定有的。但正因如此，它吸引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此生活、观察、写作，在其他地方包括香港，一切都太平静了。但让我哀伤的是，作为一名观察者，我几乎已经能够看到上海等这些大城市今后几十年的发展之路，它们又在走一条西方走过的歧路，这是我能看到的结果。有那么多的城市经验教训在面前，我们能够摸索出一条新的城市发展经验，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拥堵、污染的城市发展恶性循环。中国城市发展有好几种可能性，每一个选项都可能将城市塑造成另外一种模样。但可惜的是，不少城市重复着城市发展死胡同的经验。
早报:提到中国城市，你有一个“后现代城市”概念。
李照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从前现代跳到后现代，中间就没了，所以造成现在这种状态。现在很多城市要打造城市名片，建设城市的性格，但却不适合人居，我觉得这种思路肯定是错的。城市规划官员要有一个态度，城市是为人而建的。
早报:这样一种城市建设速度，可能也跟中国人自信心有关。
李照兴:确实这样。上海、北京盖那么厉害的建筑体现了城市人自己的自信心，追回以前失落的几十年。不过现在这样一种心态，在西方又流行起来，比如美国，也在蠢蠢欲动盖很厉害的大楼。
“只有通过城市人整体意识的改善，才能局部改善城市发展。”
早报:其实无论巴黎、纽约还是现在的上海和北京，城市大规模改造大都是在强势政府下主导的。
李照兴: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改造，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就是它的速度很快效率很高，不好的是，城市普通居民的利益不一定能得到保障。比如，城市拆迁牵涉到跟发展商的利益分配，城市改造后，新城区和里面生活的老百姓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不是好的发展。城市改造最困难的并不是造大楼和大桥，而是如何与城市小市民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
早报:其实普通市民他不太在乎城市改造后，它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公共讨论，他们只关心从中是否得利，比如动迁费，比如门口的绿地和商业设施，他们更关心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李照兴:中国城市人对自己家门口5米内的事情有兴趣，跨出5米就跟他无关了。这样的城市发展是不对头的，除了你生活的社区5米，到处都是垃圾，这样的生活怎么会是理想状态呢？所以，从宏观的角度讲，城市人并不真正关心城市往哪里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一定能从城市改造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我现在的希望是，在普通人中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说起码我们对我们城市是有关注的，我们要懂得去评价什么是好的城市品位，什么是不好的品位。城市生活对我来讲，最看不顺眼的就是一些很外在的东西，比如盖的楼房，市民穿的衣服，百姓在公共场所里的日常行为。
早报:可能是一个优雅问题，所以大家都喜欢跑到欧洲去品味所谓欧洲城市的优雅。
李照兴:是啊，所以我们用欧洲城镇的名字来命名房产楼盘，比如上海这边有“泰晤士小镇”、“康桥半岛”等。又比如，有不少楼盘叫“左岸”，但我们只是挖条了人工河就敢叫“左岸”了，完全不知道“左岸”的精神是什么？到最后，这些命名完全成了一种调侃和恶搞。
早报:从积极的角度讲，上海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你似乎只有观察，并不提建议。
李照兴:我提不出什么建议，但可以从人，从人的思维开始改善这个城市。我觉得，我抱有一个心态，只有通过城市人整体意识的改善，才能局部改善城市发展。也就是要塑造一个公民社会，公民有知识和常识，他们和政府有一个互动甚至博弈，但现在中国的城市还没有公民意识。我们有的是打游击式的公民群体，是为了争取个人利益，并不存在一个稳固的公民群体。对此，我还是乐观的。以前，香港在回归前也没有什么公民意识，但这些年大家开始为了城市的利益聚集在一起，参与到城市改造中去，比如皇后码头的保护。又比如在美国的案例是纽约华盛顿公园的保护，它现在是纽约的城市地标，但如果没有当年纽约居民的保护，这个公园早就因为城市改造被破坏殆尽。这样的声音，这些年在中国的城市里也在慢慢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