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门及箭楼如今都重新开放，后者成为了一所美术馆。未拆墙前，这些关闸成为进入京城内围的主要通道。
广州旧城中的教堂又称石室，旁边为传统骑楼建筑，中西拼合其中。
李照兴是他那辈香港文化人中，最早北上扎根大陆的一位。香港、北京、广州以及内地无数的小城，10多年来，李照兴以城市作为文本，“去阅读、拆解、重组甚至虚拟”，“把城市文本当小说一样去阅读”。李照兴对中国城市的持续观察，记录在《潮爆中国》这本城市笔记里，书的副标题是“新新中国城市文化笔记”。李照兴的“新新”指崛起于近10年间的中国城市面貌:城市破土开发、街巷里弄拆建，新奇古怪的建筑拔地而起等等快速涌入城市生活。用李照兴经常使用的比喻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正以上海磁悬浮列车的速度，不惜一切追上世界速度。
但李照兴的另一个比喻是，“任何东西超过极限就会爆，就像第一次吹波(气球)，吹到最后肯定会爆。”“怎么让那个波又大又不爆呢？这个没人知道，除非你爆过一次，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以吹多大。爆一次也好，就知道极限在哪儿了。”这个略带乐观的比喻，也是李照兴和其他人对中国城市急速发展的无奈，100多年西方大都市曾经走过的歧路，中国的大城市也正在按图索骥。一个香港人在北京或者上海，就算他再怎么热爱这个城市，李照兴带有浓重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不时提醒他，他到底也不可能成为当地人。对于这种疏离感，李照兴说，使他保有一种客观的态度，“才可精准见到改变的韵律及其可能引发的疑问。”在李照兴那里，中国的城市发展有着多种可能性，然而选择是最为困难的，或者是谁在掌握着选择权。
“中国城市发展有好几种可能性，每一个选项都可能将城市塑造成另外一种模样。”
早报:长期居住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城市生活的不同感受在哪里？
李照兴:居住在北京，你就感觉生活在不同的绿洲里，你只可以住在一个绿洲里，别奢望在不同绿洲里穿来穿去。上海城市密度比较高，在市中心你基本上可以在马路这边和那边的人打招呼，轨交一号线站间步行可以在15分钟左右，比较符合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生与死》里对理想城市的界定
早报:作为旁观者，你这几年来一直关注着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城市大规模拆迁改造，有许多人的批评非常尖锐，但你的态度相对还算比较温和，甚至有一点点乐观。
李照兴:这可能是每个国际大都市都要经历的阵痛。比如巴黎，1850年至1875年间，整整20多年间，整个巴黎就是个工地，一个强势的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改造。现在过了100多年后，我们至少能认同当年的改造，而纽约是在20世纪初走了这一个过程，但我不知道上海或者北京以后会不会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