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器皿上讲求靡丽豪奢
东汉上流社会对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品极力讲究糜丽、新奇，把实用性放在次要地位。饮食器皿，多以金银器或琉璃器为高。为显示富贵，贵族官僚大量蓄积“犀象珠玉，琥珀玳瑁”之类的珍奇异宝。朝廷中尚方、织室专门生产各种奢侈品，地方官吏也指使手工工匠生产各种“雕镂玩弄之物”。由于封建帝王和中央权臣都喜欢这些玩物，地方官争相进奉，如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路，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在这方面，东汉上流社会争相模仿，如桓帝时“京师长者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彩为系”，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灵帝好驭白驴，“公卿戚贵转相仿效，至乘辎并以为骑从，互为侵夺，贾与马齐”。
筑宫苑、务广第
东汉上流社会普遍讲求住宅的豪华壮丽，皇帝大兴土木，筑造宫室、宛囿，贵族官僚则尽力扩建宅第和私家园林。汉顺帝时因修建宫苑的开销太大，已经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支出，郎凯上书说：“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又西园之设，禽兽是处，离房别观，本不常居，而皆精土木，营建无已，消功单贿，巨亿为计。”桓帝时刘瑜又上书：“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灵帝更是兴造不断，甚至“税天下田，亩十钱”，以供修筑宫苑之用。他在西园所建万金堂、玉堂殿，铸铜人、黄钟、天禄、虾蟆等装饰物，极尽工巧。他已有西苑、显阳苑、平阳苑、上林苑、鸿德苑，又广开华圭灵琨苑，还在河间置地，起第宅。
当时贵族官僚、豪强富商也都广建宅第、园林，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极尽华侈。如马防“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当时得势的宦官也争相“造起馆舍，几有万数，楼阁相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外戚梁冀，据《后汉书》本传记载，梁冀与其妻孙寿在街对面各造馆舍，“弹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奥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住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龙仙灵。台周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矶，异方珍怪，充积藏室”。他又广拓私人园林，“采土筑山，十里九坡，以碌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
广蓄妓妾，纵情声色
东汉上流社会竞相蓄养美女妓妾，既可显示富有，又可纵情声色。桓帝时有宫女五六千人，为她们服务的俾女“复兼倍于此”。贵族官僚也不甘示弱，“妖童美女，填乎绮室；倡调伎乐，列乎深堂”。连宦官也“亦广妻娶”，又有“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
当时上流社会性放荡成为风俗，一些贵族妇女也公然私通。如梁冀之妻孙寿，便公开与奴仆秦宫私通。特别是清河王之女阴城公主最为典型，她嫁给班起之孙班始，“贵骄淫乱，一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积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杀主”。其性变态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由于上流社会的性放荡，导致道教房中术的流行，汉末不少方士专门传授房中术，如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汉末左慈传术，连阉官也去请教，“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可见房中术流行到何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