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张爱玲与《海上花》的情感牵连亦如海明威所说的文学“冰山”，它的一部分展露在水面之上，我们透过作家的传记材料、尤其是她作品的娓娓道来，就可以比较直观并相对清晰地加以把握；而另一部分则隐藏在水面之下——在很多时候和很多问题上，张爱玲似乎不愿意直接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是常常将这一切有意或无意地浸透于形象和语言的目送手挥、注此写彼之中，因而具有曲折隐晦、弦外生音的特点。她对《海上花》的态度恰恰可作如是观。因此，我们要想从纵深处清理张爱玲和《海上花》的情感脉络，还必须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做一番小心翼翼的把脉和探照。张爱玲1952年离沪赴港后转美。在32年的大陆生活中，作家虽有童稚时的短居天津和求学时的逗留香港，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于是，这座充斥着异域文明和商业文化的东方大都市，这座大都市特有的林林总总的人情物态和形形色色的世相面影，便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进入了作家心灵，并最终构成了她终生依恋的精神故乡与文化根脉。反映到创作上，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无论题旨、手法如何变幻，上海都是一种背景、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一种永远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的精神存在。有时小说的地点即使移至香港，也仍然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即为上海人写香港传奇。这种根深蒂固而又无所不在的上海情结，无疑也会影响到作家的阅读趣味，使她无形中乐于透过文字镜像来欣赏和品味大上海，这时，以白描手法写活了近代上海的风情的《海上花》，便很自然地成为作家特别喜爱和推重的小说作品。如果说这种喜爱和推重在作家那里，最初只是一种缘于文化根脉的审美偏好，那么，随着她的离开大陆和漂泊海外，就越来越演变成其魂牵海上的精神管道，直至化为其上海情结的重要寄托。作家晚年写有题为《“嗄？”？》的随笔，其中联系《金瓶梅》《海上花》等小说用语，就吴语方言“嗄”字所做的考辨和玩味，足以传递出个中信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张爱玲先前曾打算将《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起译成英文，但她后来的翻译工作为什么可以放弃《醒世姻缘》，却独独放不下《海上花》——要知道，她所从事的《海上花》的语言转换，又何尝不是她海上情愫的一种间接而持久的表达？也就明白了张爱玲为国语本《海上花》加注，为什么不像她所熟悉的金圣叹评《水浒》那样，着重做手法的阐释和技巧的点拨，而偏要在生活细节的解说和语言意味的把玩上下功夫——这当中显然包含着作家对海上文化的眷恋与牵念。是否可以这样说，是张爱玲的上海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对《海上花》的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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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众所知，问世于清光绪年间的《海上花》，是一部专写妓家生活的小说。当时，类似作品在海上文坛屡见不鲜，相比之下，《海上花》的独异和高超之处在于，它既无意于铺陈香艳和刺激感官，也不热衷于暴露黑暗和丑化人物，而是坚持将笔触深入特定环境之中，着力进行人性的开发与展示。关于这点，盛赞《海上花》的胡适和鲁迅并不曾深入涉及，倒是被张爱玲敏锐地捕捉到了。旧中国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婚姻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几乎杜绝了产生爱情的一切可能。“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的狐鬼的狂想曲了。”在作家看来，人性与爱情几乎无所不在。有时它以健全合理的形态出现，有时则难免陷入扭曲和尴尬。新文学作家站在呼唤社会进步的立场上，大力肯定健全合理的人性与爱情，但却常常忽略了它更为复杂、多样和微妙的情境，《海上花》在这方面自有补苴罅漏的功效。应当指出的是，张爱玲之所以能在一部写妓女的小说中发现人性与爱情的存在，并加以详尽准确的阐发，这除了得益于她长期以来对女性心理和命运的特别关注与深入思考之外，恐怕还有一个连她自己都未必完全意识到的原因，这就是:由胡兰成带来的情感挫折和内心伤痛使她反过来十分珍惜和向往人间真情，特别是珍惜和向往那些在原本无情处迸发出的真情火花，而《海上花》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情感载体。换句话说，正是《海上花》所承载的真切而丰富的人性与人情内涵，强化着张爱玲对该书的兴趣与好感，进而将其作为贯穿终生的精神旅伴。笔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固然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但想到前些时有人从电影《色，戒》里易先生的无情看到了胡兰成的影子，我还是愿意将这种推断坚持到底。因为作家和她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以及其喜爱的文学作品的关系，从来就是若即若离，若有若无，柳暗花明，曲径通幽，允许我们做合理的沟通与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