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她父亲做官的地方福建。在她早年的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时这位兰质蕙心的大家闺秀，生活是那样的无忧无虑，性格是那样温婉纯情。她常常携着女伴，或走过那芳草萋萋的曲径小道，望着那湾湾的流水，指点水中飘去的片片落红；或闲坐绿荫深处，听黄鹂的婉转啼鸣，笑看亭榭楼阁上的朝晖夕烟。及笄之年，父亲调任湖南湘潭知县，她随父由福建到了湖南。不久由媒人说合，父亲把她许配给当时在湘潭做生意的荷叶(今双峰县荷叶镇)富绅王家。光绪十八年，十八岁的秋瑾正式嫁到王家，成了王家公子王延钧的妻子。光绪二十一年，丈夫到北京纳资买到了一个部郎的京官。这年春天，秋瑾随丈夫来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一次远离父母，也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两国之间的议和正在进行。在日本侵略势力的胁迫下，须发皆白的老中堂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来到了日本，议和中被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小山丰太郎拦路刺伤。惊魂未定的李鸿章被迫在医院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进行科举考试，一千多名举人云集北京，在康有为的领导下，集体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嗣后他们办起《中外纪闻》、《万国公报》，痛斥清政府官员的腐朽无能，分析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养在深闺的秋瑾读了这些报纸，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不断地在胸中涌动。维新变法运动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国迅猛展开，《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只要能找到，秋瑾都如痴如醉地阅读。“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她闻所未闻，“君主立宪”的政治观点使她茅塞顿开，她觉得国家有希望了，她为之欢欣鼓舞。可不久就听说慈禧囚禁了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于菜市口。
变法失败的第二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不久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掳掠，千年古都到处都留下侵略者的兽行。清政府完全屈服在外国人的淫威之下，《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亲历了这一剧变，秋瑾愤慨莫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喷涌而出，她再也不顾自己是一位柔弱女子，决心挺身而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可悲的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她的丈夫王延钧仍然热衷名利，趋跑于权贵之门，酬应于歌楼酒榭，两人的思想已背道而驰，终于分道扬镳。与丈夫分手后，秋瑾决定东渡扶桑。她登上日本的信雄丸轮船，驶出了大沽口，回望祖国河山，仅余一线青山而已。途经过当年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地方，秋瑾“天涯涕泪一身零”的游子思绪久久不能收回。
秋瑾到达日本东京，她先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所办的日语讲习所，埋头苦学了三个月日语，然后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与刘道一等人组织“十人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国”为宗旨。不久更参加冯自由等人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封为“白纸扇”，也就是成了“洪门天地会”出谋献策的军师。她的表兄徐锡麟带着妻子王振汉也到了东京，她感到特别高兴，徐锡麟回国后，王振汉留在东京，她悉心照顾王振汉的生活，并带着王振汉一起和她开展女权运动。她首先创立了“天足会”，以为小脚女人形同残废，行动维艰，为了和男子并驾齐驱，女子必须放脚。其次她又主张振兴女学，认为女子一定要有学问，要能自立，不应事事仰仗男人，提出：“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的口号。陈梦坡因《苏报》案亡命日本，带来湘芬、信芳两个小妾，秋瑾鼓动她们两人脱离陈梦坡，并对她们两人的生活给予妥善安排。秋瑾为人慷慨，举止潇洒，了无脂粉气息，与一般男士相处，十分融洽，黄兴、陈天华、陈其美、陶成章、张静江等都成为她的好友。不久，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经冯自由介绍，秋瑾成为浙江省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这时她起名“竞雄”，生活中充满激情。
然而不久，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遭到沉重的打击，在国内《苏报》案中，年仅十七岁就写成《革命军》轰动一时的邹容惨死狱中后，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唆使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使得中国留日学生的言行受到极大限制，革命的留学生随时有遭逮捕的可能。《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滔海自杀，表示抗议，日本政府置若罔闻。秋瑾和易本义、禹之谟等一批留学生扶着陈天华的灵柩回国，在长沙岳麓山公葬的那天，长沙中学以上的学生一律为陈天华戴孝，岳麓山白茫茫的一片，秋瑾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