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白求恩、阿兰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和海明威相遇。此时的海明威为北美报业同盟采访西班牙内战新闻，他此前创作的《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已经使其声名鹊起，因此白求恩和阿兰都尊称他为“海明威先生”。“白求恩和海明威第一眼就不喜欢彼此。”这是阿兰的观察，但他本人因为喜欢文学创作而和海明威比较投缘，海明威还答应给他出版的新书作序。
“他让我们尴尬”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电影传奇》剧组曾找到他的侄孙杰弗里·豪（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ｏｗｅ），记者也在网上找到一个自称是他侄孙的伊恩·迈克安纳林（Ｉａｎ ＭｃＡｎｅｒｉｎ），但如今都无法联系。如今，我们只能从１９７３年ＣＢＣ采访白求恩侄女贝蒂·科内尔（Ｂｅｔｔ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的资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样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是长老会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ｎｎ Ｇｏｏｄｗｉｎ）在婚前也是一名传教士，所以这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宗教家庭。白求恩有一个姐姐珍妮特Ｊａｎｅｔ 和一个弟弟马尔科姆Ｍａｌｃｏｌｍ ，贝蒂是珍妮特的女儿。
贝蒂说，舅舅白求恩是家中的“异类”，孩子们很喜欢他，但母亲（白求恩的姐姐）却担心他给孩子们产生“不良影响。”“舅舅经常来我家。他认为小孩子应该裸泳，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母亲对此感到有些惊恐。”贝蒂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１９３７年，当时他刚从西班牙回来，第二年初他就去了中国。我们不太收到他的信，通常就是明信片。他很忙，难以从中国抽身，而我们的信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他手中。舅舅在信中多次问我们是否给他写过信。”
事实上，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曾令他的家族不悦。贝蒂说：“舅舅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蒙特利尔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家感到非常尴尬。但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样，我母亲对他为人类事业做出贡献感到自豪，他不会令人失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因为当时富人和穷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
加拿大和美国走得很近，所以当“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白求恩的家人也处于恐慌之中。贝蒂回忆道：“当舅舅１９３５年从俄国回来时，带了许多共产党徽章。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我们都很害怕，销毁了舅舅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物品，所以现在保留的遗物很少，只有一些他的绘画。”
“加拿大的代名词”
白求恩得到加拿大的认可是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是一名白求恩的传记作者，他１９７４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就是在白求恩刚被加拿大政府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的大背景下写就的，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７年他又出版了《白求恩》和《白求恩思想》（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两本书。
斯图尔特１９３４年生于加拿大，３０岁时才真正认识到白求恩的价值。他在１９７３年接受ＣＢＣ采访内容，侧面反映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认识的转变过程。“１９６４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了电影《白求恩》。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学校里两个班级学生还有一些医生看完这部电影后非常感动，在我办公室畅谈良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从未想过献身医务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医生，买了３个车库，这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的成就吗？《白求恩》这部电影也震撼了我，学生的话更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写有关白求恩的书。”
为了写好白求恩，斯图尔特曾到过中国，“我到中国说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提到‘白求恩’，这令我非常震惊。白求恩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词，我和一些医护人员谈起白求恩，有些人还会落泪。白求恩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所有中国人都喜欢他。”２００５年，７１岁高龄的斯图尔特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是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的顾问的他，准备再写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
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阿兰·泰德和希尼·戈登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１．６万册，这一局面自中加两国建交而改变。
阿兰１９７２年在接受ＣＢＣ采访时说：“如今，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会生气，因为他们感到怎么这么晚才知道白求恩这位英雄人物。１９７０年，中加两国建交，我的书在１９７１再版发行，３个月就在加拿大卖出５０００册。特鲁多（Ｐｉｅｒｒｅ Ｔｒｕｄｅａｕ）总理也看了这本书，于１９７２年白求恩去世３３年后追认他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
阿兰认为白求恩的“正名”来得有些晚：“唯一奇怪的是加拿大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白求恩。时代变了，中国人喜爱白求恩，加拿大人也承认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医生。他在中国的最后岁月，做出巨大牺牲，很少有人能这么做。他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家伙，也是一名严肃的共产主义者。我也是共产党员，当年在西班牙开党会时，马克思的话他信手拈来。他是一个少有的人，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白求恩这样。”
当白求恩终于成为加拿大人眼中的“英雄”时，他的家人也感到欣慰。贝蒂１９７３年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和我们聊过舅舅白求恩，他邀请我们去中国。这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心愿，一直都是。我们想去看看白求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并沿着他的路走下去。”
白求恩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Ｇｒａｖｅｎｈｕｒｓｔ）的故居也成为加拿大一大景点。有趣的是，白求恩１９３９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７０年代初，这里是约翰·休斯顿的家，他和６个孩子住在一起。自１９７１年开始，他就发现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以为是白求恩博物馆，还会摸摸孩子的脑袋以示友好，后来这些中国人发现此处是私人住宅时显得十分尴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在１９７３年，加拿大政府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１９７６年８月３０日起正式对外开放。１９９６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１９９８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和白求恩是“老乡”而感到自豪。 (《新民周刊》金姬（记者） 胡慧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