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电影传奇》剧组曾找到他的侄孙杰弗里·豪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上的公寓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１８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白求恩在西班牙创办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服务站”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村外小庙为伤员作手术
“他是超级巨星”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这是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Ｔｈｅ Ｓｃａｌｐｅｌ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前言中的一句话。此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作者之一泰德·阿兰（Ｔｅｄ Ａｌｌａｎ）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
阿兰用了１０年时间写“父亲般的”朋友白求恩的传记，并始终和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Ｆｒａｎｃｅ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ｅｎｎｅｙ）保持联系。弗朗西斯上世纪４０年代回到苏格兰的家中，因精神问题住进疗养院，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在院中去世。
阿兰如今已经去世，从他儿子诺尔曼·白求恩·阿兰（名字是对白求恩的尊敬纪念）写父亲的传记中，我们得知阿兰１９１６年生于蒙特利尔，比白求恩小２６岁。他１９岁开始为一份加拿大共产党的日报《号角报》（Ｄａｉｌｙ Ｃｌａｒｉｏｎ）写政治和劳工报道。阿兰原名阿兰·赫曼，典型的犹太姓氏，为了便于打入法西斯内部进行深入报道，他改名泰德·阿兰。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北美引起强烈反响。
阿兰和白求恩初次相识是在１９３４年。当时，１８岁的阿兰在左翼的文学杂志《新边疆》（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白求恩的注意，他主动和阿兰打电话联系，并邀请阿兰参加自己４４岁的生日派对。
当时，阿兰对白求恩仰慕已久，“他是蒙特利尔自由左翼界的名人之一，对我而言，他就是超级巨星……”这是阿兰的原话，也是事实。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Ｃａｒｔｉｅｒｖｉｌｌｅ）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无论是医学、社会或是政治题目，他的出现总能吸引众多听众且久久不远散去。
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Ｂｅａｖｅｒ Ｈａｌｌ Ｈｉｌｌ）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之一了。’……”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１８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１９３６年９月，得到德、意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权， 世界上５４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同年１０月从加拿大出发，于１１月３日抵达法西斯军队包围的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
１９３７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２月在马德里相遇。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１９３７年２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５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亨宁·索伦森是《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驻马德里记者，也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这位丹麦裔加拿大人１９８０年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ＣＢＣ）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掷脑后，包括个人安危。１９３７年３月的一天，白求恩开着救护车和阿兰、索伦森以及摄影师戈扎·卡帕西（为白求恩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心脏》的人员之一）去救助伤员，却开错方向进了敌人控制区域。救护车顿时成了机关枪的靶子，子弹在四人身边穿过。索伦森不得不跳车躲进沟渠，白求恩这才悠闲地把车停下，卡帕西的脸都吓白了，和阿兰一起也躲进沟渠。
此时，一辆意大利坦克向他们开过来，白求恩却异常镇定地让三人把身边的伤员搬进沟渠。只有２１岁的阿兰十分害怕，大叫：“天呢，我们都会被杀的！”白求恩却说：“不一定，他们看到我们的医学徽章，只会逮捕我们。”幸好西班牙共和军的坦克随即赶到，意大利坦克撤退了。白求恩等人立刻把伤员送上救护车，他给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伤员输液，并递上香烟。“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这是阿兰当时对白求恩的真切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