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作品中写到一个盲人，会把他的个性呈现出来，而现实生活中，盲人更多在回避个性，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发现他们其实各自性格鲜明，但他们戒备心比较强。我们遇到的盲人，也许他很平静地长大，也许他的处境很不错，但每个盲人的成长史(尤其是内心成长史)都是惊心动魄的。当然我在小说里没有太多涉及每个人物的成长史，而只写到张宗琪和小马的成长，小马是后天失明，张宗琪是先天的，选择这两个点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以说，所有的盲人都是怀疑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怀疑。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一类节目——主持人拿个不透明的箱子，让嘉宾伸手进去触摸。你想，仅仅是双手放到未知的世界里，嘉宾的每个指头都会那么怀疑，盲人是把自己的整个身体、整个人生放到他们的未知世界，怎么能够不怀疑？
读书报：你在《推拿》中写盲人，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叙述视角，这是有意为之？
毕飞宇：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话题。有人问我，是不是对残疾人有怜悯的态度不好？我说，怜悯和同情不只是健全人对残疾人所应该抱有的态度，任何人之间都该有怜悯和同情，关键是如何表达这种情感。和残疾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要体谅他们的尊严感，这个尺度很难拿捏。他们是弱者，但弱者是不愿承认自己是弱者的。
在西方，残疾人出现在大街上，很少有人去帮助他们，这不等于他们得不到关心。我在国外看到好多肢残的人，在街上优哉游哉地驾驶电动车买东西。你能从他们的状态中感觉到那里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整个社会都在帮助、尊重他们，这种帮助不会让他们感到别扭。对残疾人来说，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是提供一个好社会，而不仅是扶他们过马路。
读书报：《推拿》中盲人的爱情始终在寻觅和绝望中进行，既有现实的感情也有浪漫、理想主义的举动，你在生活中接触过的盲人的爱情是怎样的？
毕飞宇：关于盲人的感情问题，我最初认为，盲人嘛，在寻找爱情和配偶的时候更多是相依为命，外貌没那么重要吧？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盲人对另一半的长相之在意令我吃惊。现实和超现实，这两种极端的情感在盲人的情感世界表现得非常显著。一方面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是居家过日子，另一方面则有些不着边际。
读书报：书中写到先天失明的盲人小时候通过摆弄时钟来认识时间，那一段读起来有些抽象，想必也很难写。
毕飞宇：我写盲人和时间做游戏，是逼出来的，并不是我想那样写。盲人每天枯坐的时间很长，但我不能总写盲人的枯坐。离开具体的行为，小说家是无法工作的。我如何去描述他们呢？必然要多写他们的心理活动。我在想，最好弄一个什么东西陪伴着他。通过跟很多盲人朋友聊天，我发现真正能够长久陪伴他们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就是时间。我就花了大量篇幅去写盲人和时间之间的游戏。
读书报：《推拿》的情节基本都在推拿中心进行，为什么不多写写盲人们在外面世界的经历？
毕飞宇：最初我想把这部小说的空间全部压缩在一间房子里，让整部小说没有一双健康的眼睛，这对我是一种挑战。事实上我做了妥协，因为那样写难度太大。如果一双健康的眼睛也没有，故事的推进就有困难。书中有两双健全人的眼睛是我着重刻画的点，一双是推拿中心前台高唯的眼睛，这双眼睛代表日常生活中健全人对残疾人的不自觉的伤害，小说中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因为这双眼睛。但我不甘心只有这一双健全人的眼睛，如果这样的话，明眼人的世界对盲人来说岂不是地狱？于是我就借助洗头女小蛮的一双眼睛去写小马的眼睛。整个小说中这两双健康的眼睛可能冒犯了盲人的生活，又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既是妨碍又是温暖。
读书报：在“都红”的成长过程中，她的老师曾说，“什么是特殊教育，啊？特殊教育一定要给自己找麻烦，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你对我国特殊教育的现状怎么看？
毕飞宇：我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让残疾人挑战自我，很多时候这毫无意义。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出这个事实，教育者很多时候并未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去考虑教育，他们会把受教育者当成自己的一个作品，用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想法。
读书报：书的结尾，有的人物以悲剧收场，有的人物命运悬而未决，也许这样的人生更加符合现实，你这么写是否感到有些残酷？
毕飞宇：其实在我的作品中，《推拿》可能是最温暖的。像最后的“夜宴”，推拿中心的盲人聚在一起。前面我说到这部作品写到后来无法结尾，为什么？因为我特别渴望安排一个温暖的、所有盲人手拉手的场景，但要顺理成章。我给我太太的姐姐打电话，她是医生，我向她询问一些医学知识，我问她，一个人如果吐血应该怎么办？她说，这有些麻烦，我会建议他去手术室。(眼睛一亮，拍手)太好了，我一下子找到了结尾。对于一群盲人来说，从抢救室到手术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手拉手走过去。他们手拉手上楼的那一幕，我写得特别感动。
读书报：是否考虑出版《推拿》的盲文版或者有声版？
毕飞宇：还没有具体计划呢，但在考虑做。盲文版和有声版我都想做，我更希望推出盲文版。盲人是很爱阅读的，依靠盲人读者手指的触觉把这部小说的信息传递给他们，我觉得是很温情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