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特殊教育学校给失明孩子上课，成为专业作家后，常年伏案写作难免会找推拿师按按肩推推背，就跟很多盲人推拿师成了朋友。这个秋天，他推出关于盲人推拿师生活的新长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显得顺理成章。出版方别出心裁将新书首发式安排在京城一家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餐厅，黑暗中的毕飞宇说，写《推拿》只想老老实实表现出“我所知道的盲人生活”，为此他愿意放弃文学野心。
记者面前的毕飞宇沐浴在北京秋天的阳光里，在新作中“卸下”心中积累多年的这份“私藏”，他平静而愉快，谈兴甚浓。
读书报：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执教，平日也与很多盲人推拿师打交道，写《推拿》对你而言是“蓄谋已久”吧？
毕飞宇：我承认我是有“预谋”的，但这种“预谋”好像不是我以往写作那样在脑子里先设计一个方案。这个题材我一直想写，但又怕写，迟迟不愿进入这个领域。我的顾虑主要是我和这些盲人推拿师太熟，写这个题材，作品中很可能要用到我和盲人朋友们聊天时的精彩细节，我觉得那样好像把朋友卖掉了，怕对他们有所冒犯。
事实上，《推拿》中大量的细节并没有用上他们和我讲的内容，更多是我把握到盲人按摩师群体的心态后虚构的。不过，有些真实情节我还是写到了《推拿》里，比如“小马”脖子上有个大大的疤，这个情节就源自帮我推拿的一个小伙子脖子上就有个大疤，我问他，为什么脖子上有这么恐怖的疤，他说是小时候失明想自杀，自己乱割的。
读书报：与盲人群体由来已久的缘分似乎对你写《推拿》帮助很大。
毕飞宇：很少有作家有我这么多的盲人朋友。我的盲人朋友太多了，最初我是因为常年写作请他们推拿和他们结识。后来，做推拿成为次要的事情，常常是我结束一天的写作就去找他们，在咖啡馆或酒吧里聊天，或者干脆到推拿院的休息区和他们聊天，有时会聊两三个小时。
可是，自从我开始写《推拿》就不怎么去找他们了，怕他们问我“写到哪里啦”？动笔前我曾约推拿院的十几个盲人朋友一起吃晚饭，听取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建议。我说，你们以前总跟我说要我写写你们，现在我要写了。这时候有个盲人小伙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涉及人性，就无法写盲人。
读书报：既然积累了那么多素材，创作过程很顺利吧？
毕飞宇：2007年末是写得最顺的时候，当时以为要写完了，却发现这个小说找不到结尾。我整天琢磨这个事情，想来想去找不到任何切入点，把写完的部分又看了一遍，发现小说中间部分的方向写岔了，没法结尾。后来我把中间的五万字拿掉重新写，调整很大。
读书报：完成《推拿》，你对盲人和他们的世界是否有新的认识？
毕飞宇：虽然我反复强调作品对盲人生活的表现要尽可能真实，要像剥洋葱一样，一瓣一瓣把盲人生活剥开来呈现，但书中描述的状况和我接触到的真实情况很不一样。我是写小说的，小说有小说的容量和节奏，小说和盲人日常生活差别最大的就是节奏感，盲人生活相对简单，缺乏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