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中西方古代文学都是讲审美的,但中国古代这种趣味系统,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没有中国古代文人阶层这样一种社会阶层,它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主要是教士,到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些启蒙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价值观、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文人阶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古代文学的差异,这个言说者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说西方传统的文学是什么人在写,他们言说的动机,他们的身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区别,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能够发现一些根本性的、深刻的东西。
陈文新:我觉得,将文体与身份联在一起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刚才李老师谈到,中国古代有一个工具主义的传统。我注意到,孔子在谈到人才的时候,谈到了几种不同的种类,实际上含有社会分工的意味,也就是把社会分工引入到人才类型的区分。后来这种区分又被引入文体,使得中国古代的文体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这种明确的文体分工在西方古代不是那么明显,而在中国古代却相当明显。这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话语得到印证。纪晓岚在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在他别的论著里面,经常提四个字,叫“文各有体”。这个“体”,一般理解成文体,实际上有身份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你写不同的文章,要注意它的不同身份,要根据它的身份,采取相应的写作方式,不能够用同一方式写不同的文体;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的文章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观察中国古代的文学,可以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某些题材,用一些文体可以写,而用另一些文体就不能够写,它有一个限定。比方说景物描写。景物描写我们可以在诗、赋、小品文里面看到,在词里面也可以看到,但是在一种文体里我们是永远也看不到的,那就是正史。不仅《史记》没有景物描写,一直到清人写的《明史》,近人写的《清史稿》,也没有景物描写。作为正史,它有一种限定,你不能够描写景物。为什么呢,因为正史是代表一个文化阶层面对社会写作的,它不面对自然写作。你如果面对自然写作,你就超出了你这个身份的范围。
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种题材,恋爱题材。恋爱题材在西方大概是一般的体裁都可以写的,但是中国古代有几种文体是不能够写恋爱的。赋可以写,像宋玉的《高唐赋》。词、戏曲、传奇小说、白话小说也都可以写,但历史著作是不能写的。历史著作如果写到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它决不会写男女之间因为恋爱本身的事情而产生的生活片段。还有一种文体,也是不能写的,那就是诗,我这里说的诗把民歌排除在外,比方说《诗经》的《国风》、乐府,南北朝以及后世的民歌,我都把它排除在外。这里说的诗是指“三曹”、“七子”以后,文人们所写的那种诗。不是说中国古代的文人诗没有写到恋爱,实际上是有的,宫体诗也写,李商隐的无题诗也写,包括明代的王次回、袁宏道、清代的袁枚也写。但是写了之后没有一个不挨批的,挨批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好,恰好相反,有几个写得相当好,尤其是明代的王次回。有几位清人强调,正因为王次回写得好,所以更不能让他的诗存在,因为他违反了一个禁例,诗怎么能写这个东西呢。我们看中国古代排诗人的座次,像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尤其是杜甫这样的诗人,永远被排在最高的位置上,理由之一当然是他表达得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主要面对社会写作,他有社会责任感,这就很符合诗的身份。像王维、孟浩然这样的诗人呢,其实在艺术表达上绝不逊色于杜甫,尤其是王维,每一种诗体他都写得好。但是王维总是被排在杜甫之后,就是因为他主要面对自然来写作。像那种面对个人的爱情来写作的诗人,在中国古代被认为不能入流。李商隐是一个例外,但是这个例外也是做了处理的,他的无题诗经常被阐释为是有寄托的诗,也就是说他表面上写的是恋爱,实际上是与政治、与社会有关系的。这是换了一个方式强调诗不能写恋爱。但这并不是说两性之间的感情就不能写,你可以写,但是要放到其他的文体里来写,比方说你可以放到赋里、词里、戏曲里、小说里面来写。所以《西厢记》写爱情,别人不说它犯错误,因为它可以写。《红楼梦》写了爱情,也可以。诗不能写,因为它有身份的限制。
与这样一个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中国古代的同一个作家,他在写不同文体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限制,就是某一种内容放在这种文体里面写,而另外一些内容就不放在这种文体里面写。读欧阳修的散文,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严正的士大夫。读他的诗呢,我们觉得他比较闲适。可是读他的词,就觉得他感情丰富。在文体的使用上,有严格的限定。这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体确实是有它身份上的讲究的。
胡亚敏:中西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自的确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我在研究叙事文类时,就发现西方长篇小说中很早就有第一人称小说,但在中国白话长篇小说中,绝少采用第一人称,晚清吴沃尧的《二十年之目睹之怪现状》也许是比较早的一部。
陈文新:《游仙窟》就是。
胡亚敏:那个是,我主要讲的是中国白话长篇小说。将中西古典长篇小说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两者的区别是很多的,不仅在叙述人称上,也包括情节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特别是在心理描写上,中西古典长篇小说的差异非常明显,为什么会这样?这就需要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因为中国古典小说是直接从“说书”这种口头文学的样式发展过来的,冗长的心理描写容易使说书场的空气沉闷。加上中国古典小说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评说人物,这种叙述方式也限制了对人物内在心理的探究。若深入下去,就会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对人的思想的禁锢等等。又如,将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一比较,马上就会看出迥异的风格来。除了中国的写意传统外,中西时空观上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与西方戏剧强调结构的集中性和逼真地模仿现实不同,我国传统戏曲的时空处理相当灵活,只凭故事需要,三五分钟的表演就可以斗转星移。剧情的地点也是景随情变,境随人迁,一声将令,瞬间舞台就成了战场,而小姐一出场,马上又成了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