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
访谈嘉宾：李 春 青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文新 武汉大学文学
院教授
胡亚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彭修银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辉)
西方传统的文学是什么人在写，他们言说的动机，他们的身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区别，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能够发现一些根本性的、深刻的东西。纪晓岚在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在他别的论著里面，经常提四个字，叫“文各有体”。与西方戏剧强调结构的集中性和逼真地模仿现实不同，我国传统戏曲的时空处理相当灵活，只凭故事需要，三五分钟的表演就可以斗转星移。中西方的文学毕竟是在各自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两大审美文化系统，它们在其功能上，有很大差别。
一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学者来参加这次讨论。中国古代本没有西方“文学”这一概念,如果我们要将中国古代的诗、词、文、赋、小说、戏曲也强名之“文学”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应是一种“为用”的文学,或者说,是带有很强的应用性质的文学。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完全不注意“美”,但是它更多的是为着“用”。
从文体方面来说,诸如史、论、策对、章表、奏议等等这些应用文体不必说,它们原本就是实用的文体,或叫应用文体。就是诗、赋,甚至是戏曲和小说,也带有较强的实用性质。比如汉代的大赋,还有那些赠、和、问、答,那些应酬诗或者说“交际诗”,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直接的现实目的。从主流的文学观念方面说,诗、文在中国古代总是更多地被当做一个政治的工具。从先秦的乐论、诗论,到元、明、清的一些文论、诗论,它们更多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从主体方面来说,其价值取向更多的是指向一种当下的直接目的,或为着仕途,或用于人际之间的沟通。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西方古代文学应该说更多的是为“美”,当然西方也强调用,但西方近代以来总是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
李春青:从功用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本来就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又反过来对社会发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中西方古代的文学都有功用。从创作动机角度来讲,文学作为一种言说,都要达到某种目的。那么,中西方古代文学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中国古代文学的功用,从它产生之日起,始终同中国的主流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西周时,诗歌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当中包涵的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诗”。诗歌在那个时候,直接服务于贵族等级制,所以说它跟政治没有距离,它直接就是政治。清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现代以来有很多学者,特别是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去考察《诗经》,觉得像汉儒说的那样《诗经》作品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刺”某公,“刺”某王;或者不是“美”就是“颂”,是胡说八道。但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汉儒是真的指出了诗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功能,这不是汉儒自己凭空想象的,而是那个时候的诗就是干这个的。
而在古希腊就不是这样。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从上古一点儿一点儿地积累下来的,积累了很多年,开始是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包括悲剧,当时虽然有很隆重的组织形式,但也没有被直接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系统之中。它有它的政治功能,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它不是国家的政治行为。而中国三千年前,就奠定了这种国家统合文学艺术的传统。这种传统从先秦形成以后,从西周的“王官之学”到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之学,然后再到恢复到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汉代经学,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到了后来文人阶层的形成,这一传统还是保持着它的影响,比如说白居易啊,韩愈啊,宋儒啊,一直到明清,这种文学观念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西方历代有“用”,它的“用”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进行一种言说,基本上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社会进行言说,至少从文艺复兴之后我们看得很清楚,文学艺术的言说者不是国家的统治阶层,而是属于民间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们基本上是对这个社会的某种现象发表一种意见,比如现实主义,它要批评一些东西;像浪漫主义,例如雨果,他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对腐朽的贵族阶级进行揭露和批判,他都有他的一种言说指向。但这种言说指向和国家的政治是游离的,相对独立的,不是糅合在一起的。而我们无论是古代,是先秦儒家,还是到了宋明以后,他们的言说根本上都是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服务,只是认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有点问题,需要调整,让它更合理,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与统治者共谋的作用,基本上没见过从根本上否定现存制度的东西。当然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或许有点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乌托邦,对现实秩序有点儿否定的、不合作的意味,但是这是极其个别的。
除了这个工具主义的传统以外,中国在魏晋以后还有一种传统。这是以老庄的精神为依托的,我们可以姑且叫它是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它讲对个人精神的一种涵养,一种提升。当时中国的文人阶层正在成熟。文人阶层跟士大夫阶层不完全一样,士大夫就是通过读书而做官的那些人,而文人阶层不管做官不做官,另外形成了一套“趣味”的评价系统,对人、对物、对自然、对诗、词、歌、赋的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就像布尔迪厄讲的那个“场域”。这套评价系统形成以后,就不再是工具主义的,而是演变成一种文人趣味,什么“气韵生动”啊,什么“滋味”啊,什么“风骨”啊,一套独特的趣味性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便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的读书人大都浸淫在这里头,所以工具主义那种讲功用的文学观是一个主流,但同时与它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并行而不悖的,就是这么一种趣味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