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耐心地回答：“如果你对中印边界的百年历史多做些研究，并且能真诚地倾听一下中国政府的呼声，我想，你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
一位欧洲人站了起来：“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斯，总理先生口口声声要靠谈判来解决问题，请问，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你认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去讨论这东西的归属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詹姆斯先生，在国与国的领土纠纷中，你刚才的比喻显然不十分恰当，我愿就这个比喻再做些说明，如果一个强盗夺走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原物的主人不该向强盗讨还吗?”
詹姆斯气急败坏他说：“你……你敢说印度是强盗。”
周恩来坦然而答：“强盗，有，但不是印度，而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和印度是朋友，而且应该永远是朋友。”
后排一位记者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站起来问：“总理先生，你们不打招呼，在有争议的地区擅自修了一条公路，这难道也是在表示和平、尊重和友谊吗?”
台下响起得意的嘘声、口哨声。
周恩来诚恳地回答：“不错，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领土。后来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我们愿意就此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如果这不算和平、尊重、友谊的话，那么印度政府越过传统的边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武装巡逻，不但不打招呼，而且逐步推进，动枪动炮，这又算是什么呢?”
台下的记者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周恩来的雄辩虽早有耳闻，但今日才是第一次领教。
“我是印度独立报记者托姆拉。总理先生，你不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动枪死人的境地，完全是你们自恃大国身份，对印度横行侵犯的结果吗?”
周恩来冷峻地说：“不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麦克马洪线的困扰，可为什么我们能和平地达成边界协议呢?事物的逻辑并不是当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发生纠纷的时候，大国就必然是无理的、蛮横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印度同巴基斯坦、锡金的边界纠纷，也是大国欺侮小国吗?事实上，印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小国，她的综合国力，她的人口，她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尤其她引以骄傲的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一丝一毫也不比中国差，这怎么说得上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犯呢?”
托姆拉激怒地涨红了脸，晃动着粗短的胳膊，扯着嗓子喊：“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侵略者，是你们伤害了印度的感情，你们要滚出去……”
周恩来的面孔异常冷峻，语气却异乎寻常地平稳：“如果说到伤害感情，我想反问一句，究竟是谁伤害了谁?去年我国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明知有些人背后搞鬼，我们并没有责怪，而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电告贵国政府，保证对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中国政府根据‘对政治犯可以给予保护’的国际惯例，予以了宽容。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贵国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4月，在贵国孟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
托姆拉惶急地辩解道：“那是一小部分人，绝不能代表印度政府……”
这时，坐在周恩来身侧的外交部长陈毅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道：“够了，不要狡辩了，我只说一句，中国是受到损害了。毛泽东主席有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谓予不信，皇天可鉴。”
大厅里的人被陈毅的话震慑住了，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陈毅不光是外交部长，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元帅。
周恩来接过话筒说：“请原谅，我的外交部长是一时愤慨所致，并非危言恫吓。我想最后再说一句，中印两国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中印两国应该友好、和睦。自家的事好商量，绝不能让边界纠纷再继续扩大，以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这时，韦尔娜站起来，极严肃庄重地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总理先生能够坦诚相告吗?”
周恩来扬扬手说：“我想，我会尽其所能地回答你。”“那好，据我所知，您今年已经62岁了，比我的父亲还要大8岁，可是，你为什么仍然那么年轻、俊美，像个小伙子，能回答吗?”
会场上稍静默，猛然爆出一阵畅快的大笑。
与刚才舌战“群儒”、大展辩才的情形相左，此时的周恩来，倒真有些腼腆了。他望了望身旁忍俊不禁的陈毅，又摊了摊双手，嗫嚅着说：“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不行。”这两个字，居然是上千名记者用不同语言异口同声发出的轰鸣。
周恩来搓了搓手，说：“好，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生活的……”
话音未落，台下的掌声、叫好声犹如天边滚过的巨雷，上千名记者全部站起来，跺着脚，拍着巴掌，长达7分钟的掌声里，竟然包括刚才那些曾向周恩来发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