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疾言厉色，经常像训小孩那样训他。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如果说江青对陶铸都这样，那她对陈伯达就更是这样。兹举几例。
王力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对此，毛泽东1月8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天（按:指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1967年1月4日），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江青住的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唉……”长叹一声。“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好推脱责任。
我还碰到一件事情，就是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在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不雅又伤人自尊的语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也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冷嘲热讽地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谈到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当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宴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宴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要问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我向江青报告了这件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他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宴……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事和怪事，这就是开会不做记录。为什么？江青不让记。开会不让做记录，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表现之一。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开会她从不让记录。避免留下任何痕迹。”又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做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她认为，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咒天骂地，就可以大搞阴谋诡计，谁也不会在记录本上留下她的罪恶言行。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他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平安无事’，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在第二次，当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一见，立刻神经过敏,怪腔怪调地责问:‘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尽管是总理的决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践踏。”（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80、3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