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整天泡在“豹房”，懒得亲自过问朝政。陪皇帝玩的除了宦官，还有许多小人，朱皇帝玩高兴了，就收他们为义子，赐国姓。其中一个叫钱宁的自称“皇庶子”，备受宠信，言无不听。认皇帝做老爹，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明清之际那位收复台湾的郑大英雄，本名森，曾被南明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朱，改名成功，人因以“国姓爷”称呼他。
赐国姓，也有不好使的时候。唐昭宗天复二年（902），皇帝拿出他的特殊政治奖品李姓赐给大臣朱温，讵料朱老三竟不给皇帝面子，当即予以拒绝。此何故？此时李唐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一派末日败亡气象，实权已转移到朱温手中，李姓含权量远不及朱姓多，朱温当然不稀罕你那个劳什子“国姓”了。
皇帝既然可以赐赠国姓，当然也就有权剥夺或曰开除反对派的国姓，以为惩罚。三国吴国孙秀乃孙权之后，正宗皇族，因见恶于末帝孙皓，惶恐不安，乃率兵降晋。孙皓盛怒之下，追改孙秀姓“厉”，那是极其严厉的政治处分。不过，孙皓的这个处分其实是一纸空文，无由实施；孙秀政治避难到敌国，照样姓孙——对方看重和炒作的也恰恰是他的“国姓”——官做得比在吴国还大。
唐朝那位备享尊荣的重量级元老李勣，子孙们借他的光，自然也姓国姓了。可待其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对其惩处，且累及已经作古的李勣: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撤销生前一切职务头衔），发冢斫棺，复姓徐氏——老老实实姓你的徐去吧；姓李，你不配！
李勣们被改姓徐，实际上是恢复了原姓氏，遭遇姓氏处罚更惨的，是李千里。这个李千里和在位皇帝唐中宗同辈，同是唐太宗的孙子，一样的龙种，只因参与了太子李重俊的夺权斗争，事败，遭到视权力为命根子的皇上的严厉处罚:开除李姓，改姓“蝮”氏（这是中宗从他母亲武则天那里照抄来的），而后砍头——做鬼，你也不能做李家鬼，只配与虫豸为伍！
围绕国姓进行的奖惩，标准只有一个:政治上和最高始终保持一致，绝对忠诚（愚忠尤佳），就奖；反之，则惩。
国姓作为崇高的政治荣誉，除了可用于政治奖惩，还限定着皇族种群的贵族圈。因为姓沾上“国”字号，就会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总有人冒充“与皇上一家子”。在皇族内部争夺中，也会在姓氏上做文章，指责对手是“野种”。
东晋的皇帝是否姓司马，似乎也需要划个问号。据说晋元帝司马睿，就是琅玡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和牛姓小吏私通所生，名义上姓“司马”，而实际却是姓“牛”，故称“牛继马后”。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八卦，房玄龄领衔主编的《晋书》，白纸黑字记载着，不会是无稽之谈吧。那么，东晋的国姓就该是牛而不是司马氏。不过，东晋皇帝还是承认他们姓司马，或简称“马”——不然就是“姓不正，言不顺”。《晋书·恭帝纪》:“帝幼时……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皇帝司马德文悔悟不玩射马游戏了，并不能挽救国姓被改换的命运，因为想“射马”、换国姓的人多的是，前有王敦，中有桓玄，后有刘裕；还有苏峻、祖约、孙恩、卢循，等等。
五代后唐石敬瑭有不臣之心，上表称:“皇帝是养子，不应该继位，请把皇位传给许王李从益。”实质也是扭住姓氏不放，那意思很明白，末帝李从珂的那个李姓是冒牌货。
突厥与唐和亲，武则天派侄孙武延秀去当女婿，讵料突厥竟不买账。突厥默啜对唐朝使者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默啜致书数朝廷之过，其中就有“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一条，突厥可汗竟认为红透了中国的武氏是小姓，根本不配娶可汗女，这让武则天很没面子。
明武宗时，宁王朱宸濠用重金贿赂皇帝左右，党羽甚众，觊觎大位久矣；而公开宣称的造反理由却是:当今皇上朱厚照并不是已故先皇孝宗之子（原是野种，而非正宗龙种！），今奉太后密诏，令我起兵讨贼。那时候没有DNA技术作亲子鉴定，最后说了算的还是实力，谁胜了就依谁说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