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地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李斯 自断后路的尴尬
李斯临刑前，对儿子发出著名的感叹：“现在，就是想再与你牵大黄狗，出上蔡东门捉兔子，又哪里还能做得到呢？”李斯本是上蔡小吏，某日见到溷厕和米仓中的老鼠生活不大相同，便有所触，发愿不为厕鼠，力争上游，前往荀子那里学“帝王术”。
后人讨论李斯相秦，一方（如李白）说他得到如此功名，远胜于糟糠不饱的拘儒，另一方（如柳宗元）说他贪利杀身，还不如曳尾于泥中。——出入去就，在今天早已不是问题了，至少不该是问题，但在过去，可是件大事，如何能够出而不至于背义害身，入而不至于辗转沟壑，一直令古人头疼。
且说李斯跟着荀子和春申君，在楚国不得为用，掉头向西，投向六国的对头，新起的强秦。秦国虽强大，尚无文化的自信，也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武力。李斯的第一课辅导，便是为秦王立下平诸侯、成帝业的大志。当时关东之士，往投秦国的本来就少，李斯所言又恰中秦王的心事，所以一拍即合，秦王便让李斯主持大计，派辩士与剑客来招募六国名士，能利诱的利诱之，不能的则杀之。
二十年后秦一统天下，李斯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力主郡县制，第二是禁止学术，行焚书坑儒之政。——李斯本是中原儒士，荀子的门生，乃禁百家，焚图书，视师道如寇仇，岂不自断后路？说起这一点，宋人通常归罪于荀子主张人性恶。
其实，荀子的事业本在于将儒学改造为治术，其学说本身便包含权变的后门。且他及春申君的门下来路很杂，李斯所学，未必尽出于荀子，如他的中央集权思想，可能就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同学韩非。韩非被李斯设法害死，可惜后来焚书不彻底，使我们尚能知道先秦思想的脉络。
李斯是个杰出的人。有点让后人难办的，是如何处理他的双重身份。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士人。他的文才的确非常好，足以配得上他的头脑。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不过鲁迅又加上一句“由现存者而言”，——是啊，别的士人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对同侪的态度，既与他的治国主张相符，又未尝没有固宠之意。在权力盛时，他已生惧意。那时他儿子娶的是公主，女儿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谒填室，车骑塞门，李斯叹道：荀老师曾说事不可太盛，物极则衰，不知以后我会怎么收场。
当年李斯西投，除干求功名外，还有一番意思便是实践自己的政治理论。如今志得意满，又不免难继之忧。秦二世时，李斯为了保命，甚至对皇帝说：明主就是要灭仁义，绝辩争，大大方方，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种议论空前绝后，便是黄皓、魏忠贤辈，也从没敢公开这么说。他还运用自己的学识，给这种奇特的主张以详细的论证。但也不能取容于赵高，后来李斯自知难保，索性与赵高反目，硬着头皮说些忠言，自然是想成则全身，不成也博得个身后之名。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退路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司马相如 可原谅的谄谀
汉代“纯文人”中，我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都是司马相如。他的文才，自不用说；他的性格，大有可爱之处。最有意思的是“当垆卖酒”这一出，迹近无赖，然而无赖得有风度。顺便说一句，当初他勾引卓文君，是看上了卓老太爷的家产，不过结尾圆满，历代不以为乱。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卓家在临邛。他把卓文君拐到成都，等了些日子，不见被迫做了老丈人的卓王孙送来一个大子儿。他们回到临邛，在卓王孙鼻子前面开了家小酒馆，两人自操贱役，一个卖酒，一个跑堂。卓王孙斗不过他们，只好送上钱财，于是，像童话里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司马相如本来也出身富家，花钱谋为郎官，家产荡尽，才出此下策。他是喜好事功的人，看名字便可知道。此番有了经费，不数年，又去做官，因为《子虚》、《游猎》二赋，得到武帝欢心。以后的年头，或宦或否，逍遥自在。若到此也就好了，但他终于肠热难耐，做了那篇《封禅文》。
此前，封禅的事也有儒生提过，但没人能够像司马相如这样，详细而雄辩，力证汉武帝是如此伟大的君主，可以封禅，应该封禅，必须封禅，如不封禅，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有意思的是，司马相如殚思极虑写了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机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临终前嘱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来求书，把这一篇送上去吧。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
话说回来，司马相如并不是这种人。他是豪迈的人，虽然有些不谨慎，而他的才学，足以掩羞。汉朝人就是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
海瑞 有女千万莫嫁他
古代名气最大的三个直臣中，汉代的汲黯可爱，宋代的包拯可畏，明代的海瑞可叹。
包公廉隅，令人凛凛，尚在人情之常；海瑞的性格，每有常情不能度者。当初海主事骂皇帝获罪，逮下锦衣卫狱，第一个上疏论救的，是户部司务何以尚。为这件事，何以尚挨了一百廷杖，也入诏狱，日夜拷问。若干年后，海瑞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何以尚是郎中，正是属下。二人相会，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说，若论官位，是该如此，但你我当年一场交情，就不能以客礼相待吗？海瑞坚持不肯。何以尚大怒，拂袖而去，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辈子是不要见你了。
克制自己心中任何妥协的想法，对人对己不留情面，我们不知道海瑞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确实做到了。
他曾有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见她拿块饼子在吃，问起来，是家中的仆人给她的。海瑞十分愤怒，说，你是女子，怎么可以从男仆手中拿东西吃？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你要是能知耻而饿死，才是我的女儿。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哭啼起来，再不肯吃饭，七天后真的饿死了。
与海瑞同时的文人王世贞曾诗论海瑞“胸中无黑白，止有径寸丹”。他是在批评海瑞执法，不论事之是非曲直，只凭胸中一团正气。原来正气不能取代一切，若不格以事理，便成蹈空。海瑞巡抚应天时的事迹流传最广，不多述，只说他事事偏袒弱小，不但未奏颠覆之功，反倒弄出些奇奇怪怪的效果。在海瑞这边，只要紧握高尚的动机，便问心无愧，在受治者那里，又难免有别的感受。
海瑞在任上没做过什么残酷的事，虽衙门前总有枷号的人，但并不算出格，虽建议恢复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也只是说说，未得施行。他的意志可尽行的地方，是他的家庭，如果不算他母亲对他的控制。这位母亲也是非常之人，青年守寡，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同处一室，日夜督问。
海瑞是孝子。头两位妻子，与婆婆不和，都被休掉，其中的潘氏，过门不到一个月，便被逐出。第三位夫人在家最久，最后与一妾先后自杀。时人非议海瑞的，一是矫激，二是迂阔，第三便是“薄于闺阁”。家事不好妄说，但无论如何，这不像一个幸福家庭。
海瑞胸中的径寸丹心是什么？对弱者的同情心？从他的政令来看，似乎是的，因为他断起案来，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但联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为很难想像一种广泛的感情会丰于彼而吝于此。看来那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圣化的政治理想，强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养成与丰富之。其实圣人哪里又是这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