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博士者，博通古今，所以得传习百家之言，《诗》、《书》自然也在学习范围。宋代郑樵在《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一·秦不绝儒学论二篇》中辨证说：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覩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絶，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一·秦不绝儒学论二篇》）
且儒家经典中，原典散佚较为厉害的，也只是《尚书》一本而已。
济南伏生为秦博士，文帝时（-179~-157）年“九十馀”，则始皇帝三十四年焚书（-213年）时伏生就已五六十岁了。以后自然不能再学新东西，其通《尚书》，当在焚书以前：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班固《汉书·儒林传》）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於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於是惧，乃止不坏。（班固《汉书·艺文志》）
《史记》称他“治《尚书》”，则其精通可知。能拜博士，难道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么？伏生既为“秦博士”，所司之书本来不咏烧。所藏于壁者，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的私自藏书。当然亦可能是楚汉之际，战乱不已，伏生为避战火而藏于壁中，不是因为秦代的“焚书“。伏生为本朝避讳，所以故意那样说。
经学文字、经义的差异，战国时已经存在，而不因秦火而致文字差讹、经义遗漏：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於天下，乃令重黎举夔於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於宋君。宋君令人问之於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於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吕氏春秋·慎行论第二·察传》）
此三例就可以作为证据。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兴起于武帝后；而今古文之差异，则在武帝前：《尚书》今文出于文帝时，古文出于景帝时，此时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争议。今古文之争开端在汉武帝时，那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家；而今古文之争在汉元帝前后达到高峰，那是因为汉元帝完全信奉儒学：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这时候，读经而衣青紫者，多如过江之鲫。那些异经，就欲借秦火之名，使自己的地位成为正统，从而得立于学官，进而可以以明经术来取青紫、做高官。
为什么这么说？鲁共王坏孔子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清儒阎若璩辨之：
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当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
班固这段文字，本之于刘向、刘歆的《六艺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刘向、歆为古文经学，故改“孝景时”为“武帝末”，避开独尊儒术之时，为的是逃避贪名逐利之讥讽。“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天下无有”“能治《尚书》者”，与叔孙通“弟子百余人”，多寡悬殊，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能弋取功名的原因。
此外，秦始皇“焚书”恶名的形成，贾谊的《过秦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贾谊为文，喜欢夸大其词，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这是大家所共知的。《过秦论》也是这样，在文中，把秦朝描写的一无是处，从而得出自己的论点，以迎合主上。
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淮南子·卷十·缪称训》）
秦代“焚书”的恶名，难道不是因为以讹传讹的原因么？幸运的是，真相还可以从迷雾中看出一二来。（作者：孙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