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徐志摩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稿，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及后来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