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里有必要进入诗歌文本，对闻一多诗歌作品中流溢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作一些具体分析，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上的紧张与矛盾，进而揣摩到他内心世界的孤独性特征。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就对闻一多的爱国热情给予过充分肯定，他多次强调指出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的“唯一性”[34]，不过，朱自清尽管屡次称呼闻一多为“爱国诗人”，但从未在文章中作过细致的阐释。虽然朱自清未能对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结作具体的诠释，但他对闻一多此方面思想的反复强调似乎在提醒我们，从爱国主义角度来窥探闻一多的精神世界或许是走近并理解诗人的一条重要的通道。
通常来说，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深厚热爱之情。爱国情感的抒发必须设定一个明确而重大的目标，一个能够让自己尽情倾注和吐露爱恋之情的对象，这个目标和对象无疑就是“民族”、“国家”。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看来，所谓的“民族”（民族国家）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这样解释道：“遵循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5]不过，尽管“民族”（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华儿女来说，爱国已经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本能，一种集体无意识。同时，爱国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个人服从集体的思想素质，这种思想素质可以使个体为了集体而牺牲自身的利益，放弃个人的欢爱。士居健郎认为，依赖感极强的日本人“一直重集团，轻个体”[36]，文化历史更悠久的中国人更是这样。作为中华儿女中优秀的一员，闻一多具有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并不足怪，并不具备独特性。闻一多爱国主义思想体现出独特性的地方在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爱经历了一个从爱“文化中国”到爱“现实中国”的过程，而这种爱的情感特征也经历了从情绪之爱到理性之爱、从火热的爱恋到因爱生恨的发展轨迹。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个体身上所拥有的孤独感也随之变幻出不同的形态。
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大多写于诗人在清华园学习与美国留学阶段，其中表露出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都写于留学期间，主要书法的是对“文化中国”的一片深情，这些诗作包括《太阳吟》、《忆菊》、《秋色》、《秋深了》等。为什么这些洋溢着鲜明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歌会集中出现在诗人留学的时期呢？我认为，它是由于空间变化引起个体心灵的微妙律动而造成的。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学习与生活，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很少，这样，寂寞与孤独的情绪就会涌上心头。这种孤独体现为漂泊无依的一种无根感，仿佛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状态”[37]，它需要找寻到一个坚实的依靠才能消减和删除。弗洛姆曾经说过：“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刚从曾经使生命具有意义和安全的所有束缚下解脱出来，就陷入了孤独、无权力和不安全之中。我们已经看到，人是不能忍受这种孤独的，作为一种孤独的存在物，人是无力与外部世界抗衡的。”[38]士居健郎认为，对于东方民族来说，“人们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好歹也要从属于某个集团。”[39]离开了祖国怀抱的闻一多，感觉到自己像一只“孤雁”，成了“不幸的孤客”、“孤寂的流落者”、“可怜的孤魂”（《孤雁》），他迫切需要找到集体的温暖与庇护，以集体为话语倾诉对象和情感投射目标的爱国主义思想便在瞬间被照亮了。于是，面对环绕世界的太阳，他吟出了“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家乡一次！”（《太阳吟》）看到芝加哥洁阁森公园的秋景不由自主想到“黄浦江上林立的帆樯”和“紫禁城里的宫阙”（《秋色》），在异域的秋天里也起了怀国的秋思（《秋深了》）。不过，这里的爱国情绪主要萦绕在“文化”主题上，诗歌中歌咏的事物也是打上了中华文化深刻烙印的物象，诸如“陶元亮”、“李义山”、“登高饮酒的重九”、“紫禁城里的宫阙”、“金碧辉煌的帝京”等等。自然，在这里我们又会发现出现在诗人心头的一种无法回避的悖论：爱国情怀的点燃是因为诗人心中无尽的孤独，而对祖国的思念又进一步加深了诗人的孤独感。孤独是属于个体性的一种心理症候，而爱国是要将个体消融于集体之中。爱国主义虽然最初是出自人们的心灵直觉与集体无意识，但明确而真挚的爱国情怀只有在个性鲜明、主体意识强烈的个体身上才能体现得最充分。在现代社会里，面对爱国主义这种情感，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冲撞就成了难以避免的一种情状。虽然怀国并不能真正解除那种孤独之症，但它毕竟给诗人频频带来了心灵的慰藉，所以在这些爱国诗中，闻一多毫不吝啬地使用了许多敬语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和东方文化的款款深情。什么是敬语呢？士居健郎解释说：“敬语，顾名思义它是指用于自己的长辈和上司的词句。从被尊敬的一方来说，敬语不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别人对自己敬而远之的感觉，反而会使他们心情舒畅。”[40]这虽然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言说一种人际交往规则的，但也可以用来描述诗歌中表达尊敬情感的用语。闻一多爱国诗中的敬语包括柔艳、杰作、诗魂、吉辰、赞美、如花（的祖国）、银色的歌儿、荣华、黄金泪等等，这些敬语的使用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诗人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
《死水》中的诗篇创作于1926年之后，此时的闻一多已经从美国学成后返回国内。还在美国的时候，闻一多就给他的家人写信说，自己出来学习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41]1925年，闻一多终于回到了在国外魂牵梦绕的中华大地，他原以为可以将自己的一身之学报效于祖国，用具体行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中国的无比热爱。然而，国内的糟糕局面一下子摧毁了诗人心中美好的理念，军阀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种种情形都令诗人感到心灰意冷，他用《发现》来反映自己的失望与愤懑之情：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那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时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应该说，此时的闻一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并没有消减，不但没有消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丰富，诗人已经由“文化的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者”[42]，从情绪上的爱国升华为理智上的、自觉性的爱国。不过，由于国内景况的不如人意，闻一多爱国情怀的抒发已经改变了样态，由先前正面的歌咏礼赞变为此时直接的指斥、批判与诅咒，这是一种由爱生恨的情感体现。祖国在诗人眼里，成了“罡风”呼啸的“噩梦”（《发现》），成了“死神在咆哮”的世界（《静夜》），也成了“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绝望的死水”（《死水》）。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戈尔认为喜欢反省的人常常会陷入孤独，他曾意味深长地说：“反省的海洋上我们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因为每一个救生圈都是辨证的。”[43]反省糟糕现实的闻一多，此时内心也是充满了孤独的，不过这时的孤独感与在美国时显然不同。在美国时期，诗人的孤独感源自没有亲人在身边而生发的寂寞和孤单，因为孤独才想念祖国，这是一种积极的孤独，这种孤独感越强烈，诗人对祖国的爱恋就越深沉；回国后出现在心间的孤独感是来自国内景况的破败颓废导致了国民人心涣散，诗人心中有满怀的报国热望却无法施展也无人可倾诉，这是一种消极的孤独，这种孤独感越强烈，对祖国的愤懑便越突出。为了表露对祖国的爱对现实的恨，闻一多这一时期的爱国诗使用了很多憎语，那些贬损的词汇，比如仅《死水》一诗，就用了“绝望”、“破铜烂铁”、“剩菜残羹”、“霉菌”、“丑恶”等词语。这些憎恨之语的大量入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到了彰显闻一多爱深恨切心理的作用。
存在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现代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孤独的，每一个“向死而生”的生命个体，他的生存和死亡都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他的生命过程独一无二。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首创“孤独个体”的存在主义范式，在他看来，人的真实存在，就是他处于孤寂之时和孤独之中的存在[44]。我们从“孤独个体”的角度对闻一多的诗学世界作了一番清理和重审，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闻一多，并从这个真实的人物身上，追索到中国新诗转型时期所遭遇到的若干矛盾、问题，从而为当代诗歌的美学重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