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毫无疑问，闻一多是十分看重中国新诗对现代性内涵的彰显与鼓噪的，他在1923年满怀激情地写下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便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里，闻一多高度评价了《女神》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23]接着，闻一多从五个方面来阐述《女神》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女神》所体现的现代性思想。这五个方面包括：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因交通发展而带来的世界意识；对物质文明结果的绝望与消极。在这五个方面中，科学精神可以说是体现郭沫若诗歌中时代精神的最显著特征和最重要因素，闻一多因此花了较长的篇幅来阐释郭诗中的“科学”内涵。他说：“《女神》底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于科学底成分也是无足怪的。况且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呢。然而这里又可以见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了。”接着，他列举了上文中的这些诗句来说明，并进一步指出：“还有散见于集中的许多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doctor底口吻了。”
指出《女神》在形式上将科学知识写入诗句之中以后，闻一多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从深层次上进一步揭示《女神》内在的科学精神：“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诗人底眼里，轮船底烟筒开着了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底严母’，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底飞跑同于‘勇猛沈毅的少年’之努力，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生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闻一多还在文中热情地称赞郭沫若是一个“科学家兼诗人”，因为他能将科学与诗人情感巧妙融为一体的创作技法“恐怕非一个以科学家兼诗人者不办。因为先要解透了科学，亲近了科学，跟他有了同情，然后才能驯服于他于艺术底指挥之下。”可见，对于《女神》为中国新诗注入了科学的思想内涵这一点，闻一多是赞佩服有加的。
闻一多如此看重科学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看重文艺创作与科学思想的联姻，这种观念既是受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启发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也可以看出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对他的深刻影响。华兹华斯曾说：“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他还说道：“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象人的心灵一样不朽。如果科学家在我们的生活情况里和日常印象里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变革，诗人就会立刻振奋起来。他不仅在那些一般的间接影响中紧跟着科学家，而且将与科学家并肩携手，深入到科学本身的对象中去。”[24]这两段话均出自他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而《抒情歌谣集》是闻一多1921年在清华文学社作题为《诗歌节奏的研究》报告中所列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华兹华斯对诗人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反复强调，极大地启发了闻一多的诗学思想，也强固了他看重科学的心理基石。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闻一多是一个爱国诗人，作为爱国诗人的闻一多将自己的爱恋寄寓在对祖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上。他曾说道：“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25]他还用《一个观念》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对文化中国的深爱之情：
你隽永的神秘，你美丽的谎，
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
一点儿亲密的意义，一股火，
一缕缥缈的呼声，你是什么？
我不疑，这因缘一点也不假，
我知道海洋不骗他的浪花。
既然是节奏，就不该抱怨歌。
啊，横暴的威灵，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你绚縵的长虹——
五千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
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
仔细阅读这首诗时我们不难领悟到，诗歌中那有着“五千年记忆”的“你”无疑指代着悠悠中华文化，诗题所谓的“一个观念”无非就是对文化中国的深厚挚爱与迷恋。因为爱国思想以爱传统文化为核心，闻一多也就将这种朴素的情感从道德的层面上升到文化理性上：“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解救民族危难的问题也转化为“理智上爱国之文化的问题”[26]，并由此滋生出文化救国的人生理念。1925年，远在美国学习的闻一多写信给梁实秋表示：“我决意归国后研究中国画并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尊我国文化。”在这封信里，他还特别强调：“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封面之政府千倍之。”[27]
正因为闻一多是一个深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诗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在面对以西方价值尺度为依托的现代性时的矛盾心境，所以尽管他一度非常赞赏郭沫若诗歌中的现代性内涵，但他对“现代”的赞赏并不是无止境的，而是保持了一定的限度和分寸。对于文学作品中那种过于“现代”的东西，闻一多还是忍不住要发出质疑和批判，而他用来批判的思想武器，便是他心中占着崇高地位的传统文化。在《〈女神〉之时代精神》刊载一周后，闻一多接着又发表了《〈女神〉之地方色彩》的文章，对《女神》缺乏中国文化味道的缺点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巧妙地将前此称赞过的“时代精神”置换为“欧化”这个语词，以便充分表达自己对《女神》从形式到精神的不满，又与前面的称赞不相违逆。闻一多首先指出了将新诗之“新”理解为时髦之“新”的谬见，并主张：“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持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西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在回顾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时，闻一多不免感叹道：“我们的旧诗大体上看来太没有时代精神的变化了。从唐代起我们的诗发育到成年时期了，以后便似乎不大肯长了，直到这回革命以前，诗底形式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不独艺术为然，我们的文化底全体也是这样，好象吃了长生不老的金丹似的。新思潮底波动便是我们需求时代精神底觉悟。于是一变而矫枉过正，到了如今，一味地时髦是鹜，似乎又把‘此地’两字忘到踪影不见了。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李，杜，苏，陆？”由此出发，他认为，“《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女神》中西洋的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那里数起。《凤凰涅槃》底凤凰是菲尼克司，并非中华的凤凰。诗人观画观的是Millet底Shepherdess，赞像赞的是Beethoven底像。诗人所羡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不是人力车夫。他听到鸡声，不想着笙簧底律吕而想着orchestra底音乐。地球底公转自转，在他看来，‘就好象一个跳舞着的女郎’，太阳又‘同那月桂冠儿一样’。他的心思分驰时，他又‘好象个受着磔刑的耶酥’。他又说他的胸中象个黑奴。”受到“欧化”思想的制约，即便是东方古人，在郭沫若笔下都显露出鲜明的西化特征，“他所讴歌的东方人物如屈原，聂政，聂嫈，都带着几分西方人底色彩。他爱庄子是为他的泛神论，而非为他的全套的出世哲学。他所爱的老子恐怕只是托尔斯泰所爱的老子。墨子底学说本来很富于西方的成分，难怪他也不反对。”闻一多因此作出结论，推断郭沫若不能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之美，“《女神》底作者既这样富于西方的激动底精神，他对于东方的恬静美当然不大领略。”并在文章最后倡导人们“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不仅了解西方文化，“更应了解我们东方文化。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
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抵制文学创作中一味追求时髦与现代的精神特征与价值取向，成了闻一多很长时期的一种重要诗学态度。到1935年，基本上放弃了诗歌创作的闻一多还在写文章申述自己的这种观念，他说：“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模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问题深切的注意过。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为素养的限制一时也无从解决它。因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妆点门面便可了事的。事情没有那样的简单。我甚至于可以说这事与诗词一类的东西无大关系。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以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并主张“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28]应该说，这种将创作技术和精神特质分割的二元思维，是并不一定符合艺术创作的逻辑和规律的。
追溯闻一多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爱恋之情尽管很早就已萌生，但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得以完全激发出来。在四十年代梳理美国的留学生活记忆时，闻一多曾这样写道：“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太重了。”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29]异国他乡的生活之所以激发起诗人心中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爱来，恐怕要归因于闻一多性格中那种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心理学家士居健郎认为：“依赖心理的原型是婴儿恍惚感觉到母亲与自己是不同的存在时，所表现出的与母亲密切接触的心情。”[30]因为远离祖国，闻一多便明确意识到与她是“不同的存在”，而祖国可以在世界上占得一席之地的是她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这样闻一多礼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便被自然调动起来。当然，这种依赖心理，“往往隐含着对分离的纠葛和不安”[31]，于是在闻一多心里形成了一种思维怪圈：远离祖国越久，心中便越是纠葛和不安；心中越是充满纠葛与不安，越是希望紧紧拥抱住给自己带来心灵慰藉的文化传统。这一情形甚至使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可能陷入盲目和非理性的程度，以致他不再可能辨证地去审视它。因为“情绪与理智之永相抵牾”[32]，闻一多承认自己常常会陷入情绪与理智的沼泽之中，这造成了他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接受和认可。闻一多研究专家陆耀东先生曾经指出：“综观闻先生的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缺乏分析和批判。”[33]我认为陆先生的评价是基本正确的，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闻一多确实显出了过度的热爱与尊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他对中国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客观与公正的估价。
综上可知，对于中国新诗中的现代性思想内涵，闻一多还是认可和赞同的，而由于对于传统文化的过分执迷和偏爱，使得他反过来又认为追求“现代”是一种“欧化”，与中国传统有着距离与脱离。这样，所谓的“时代精神”、“现代性”又成了值得质疑和批判的东西。传统与现在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闻一多在“现代性”上的价值模糊性，这种情形在现代中国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闻一多这里可以说是体现得最为具体和充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