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7年（前200年）冬，刘邦亲征韩王信，汉军著名谋士陈平及名将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人扫数从征。樊哙、周勃等分进合击，大败叛军，阵斩韩王信的大将王喜，韩王信逃奔匈奴。韩将曼丘臣、王黄不甘心失败，共同拥立原赵国贵族赵利为王，收集散兵，与韩王信和匈奴切取联系，合谋攻汉。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率领1万余骑兵与王黄等在广武（今山西代县）以南会师，进至晋阳，与汉军发生激战。汉军士气高昂，连战皆捷。敌军退至楼烦（今山西宁武）集结，又被灌婴的车骑部队击败。刘邦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乘胜前进犁庭扫穴，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匈奴的威胁，轻敌冒进一意孤行，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被倾国而出的匈奴骑兵重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7天之后，采用陈平的计策，才得以脱围出险，汉军主力南归。此后，匈奴对于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韩王信则让王黄派人游说率重兵留北备边的代相、阳夏侯陈豨叛汉，闹出更大的乱子。刘邦亲身领教了匈奴的实力，被迫采用刘敬等人的建议，以和亲政策代替军事手段，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汉廷赢得休养生息的时间。俗话说得好：速效莫求，小利莫争。经过几十年的准备，到了武帝时期，内、外部条件完全成熟，解决匈奴问题的时机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汉10年（前197年）9月，陈豨勾结匈奴，举兵反叛，刘邦率军征讨。第二年春天，韩王信协同匈奴骑兵一部，入驻参合（今山西阳高），策应陈豨，刘邦派将军柴武前往迎击。柴武在高祖的授意下，让人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给韩王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规劝他反正回头。信中说：“陛下宽仁厚德，诸侯虽有叛逃的，只要迷途知返，总是从宽处理，往往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待遇，而不加以诛杀，这是大王你所熟知的。刻下大王只不过因为战败逃到胡地，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罪，希望你能从速自动归顺！”韩王信得信后，反复阅读，思虑再三，绕室彷徨，百感如潮。一方面，他本无叛意，何况天下叛徒的日子通常都不大好过；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看到天下大势和刘邦的心理与作风的变化，对此心存戒惧。于是他修书一封，婉言谢绝。韩王信在这封颇有名气的回信中说：“陛下把我从市井之中提拔出来，终于南面称王，这是我平生的荣幸。不过，荥阳战役，我不能像周苛、枞公那样宁死不屈，反而成了项籍的阶下之囚，这是我的第一桩罪。等到匈奴围攻马邑，我不能坚守，却以城池为礼物向敌人投降，这是我的第二桩罪。而今反过来替匈奴将兵，对抗汉军与将军争战，这是我的第三桩罪。当初文种、范蠡为越国立下大功，没犯下任何一样罪错，依然不免一死一逃；而我在皇上面前，却积有三项大罪，想在汉廷乞活，是不可能的事。当年伍子胥得罪了吴王夫差却不知逃离，终于死在吴国，前车可鉴啊！如今我逃匿在荒山野谷的不毛之地，日夜向蛮夷乞讨过活，倦鸟思归的意愿，好比风痹症患者时刻渴望着站起来、瞎眼的人时刻渴望着重见光明一样强烈。然而，情势不许可啊！”
于是刀兵相见。汉军大胜，“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当初，韩王信逃亡匈奴时，因为已经作了一定的准备，还顾得上携家带口，包括王太子在内，尚不算太过狼狈。后来到了颓当城，居然一下子添了两口男丁：王妃产下一子，因地制宜命名为韩颓当；太子妃也产下一子，取名韩婴。文帝14年，韩颓当、韩婴叔侄率领他们的部属投归了大汉。文帝龙颜大悦，封韩颓当为弓高侯，韩婴为襄城侯。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韩颓当以将军的身份跟随太尉周亚夫平叛，“弓高侯功冠诸将”。这是后话。
2.赵王张耳。
汉4年（前203年）11月，刘邦立张耳为赵王，大致辖治原赵国故地，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第二年秋天，张耳病死，他的儿子张敖袭封为赵王。张耳的故事已见前述，这里单表张敖。
提起此马来头大，几乎占尽了人世间的便宜：张敖是赵王的儿子，高祖的女婿，惠帝的大舅子，鲁元公主的丈夫。他性格懦弱，为人谦恭，对现实十分满足，对大汉王朝也异常忠诚。即便如此，他还是失去了封国，而且险些性命不保。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