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美术的谢幕礼
中国现代艺术展将“85新潮美术”推向高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念大学的杨卫表示，那时“自觉意义上的信息量全部来源于‘85新潮’，通过‘85新潮’摄取资源，与广阔的世界有了信息共振”。
高名潞曾在1986年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上，把“85新潮美术”与五四之前的文化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
“这是思想上的启迪。”杨卫这样说，“艺术不再局限于以前的传统思路，而是有了现代性的认识。‘85新潮’提供的精神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即使日后‘反拨’它，也都是以‘85新潮’为起点——它提供了一个对象。”
“85新潮美术”的产生，与当时的“西方文化热”之间存在联系。
据当时出版部门的统计，1985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出版社科类译著近1500种，占1949年至1987年38年间出版的社科译著的七分之一。1987年某日北京新华书店上架2504册《自卑与超越》，当天售罄。
栗宪庭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中指出，那一代人成长起来都有这样的读书经历，艺术家常常“喝酒谈艺术，彻夜谈哲学，弗洛伊德、尼采、萨特、黑塞”。
肖鲁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那时你和女孩谈恋爱时不谈哲学，女孩不跟你好。和女孩谈几段哲学理论，谈几个你知道的哲学家，女孩就觉得你很时尚。”
但这种源于西方哲学的影响让“85新潮美术”作品看上去多了一些模仿的痕迹和“形而上”的色彩。“它更像‘外来主义’，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杨卫说，“‘85新潮’的作品很抽象，无关中国本土经验，就像看一本被翻译过来的境外书，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没有直接关系。”
栗宪庭曾在文章中指出，理想主义带给“85新潮”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他们对芸芸众生和现实始终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造成他们作品的沉重感和悲壮气氛，以及注重自身以外有某种意义的现实和永恒、终极、形而上问题等倾向。“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几乎穷尽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观念之后，观念的危机也随即产生。无论弗洛伊德和尼采，还是萨特和加缪，都不再能给艺术提供遮风蔽雨之处。”
1989年2月5日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将“85新潮美术”推向高潮，但也在这里戛然而止。
艺术展之后的喧嚣
中国现代艺术展后，“85新潮美术”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生存状态、市场环境都发生了改变。“‘85’的线断了，”杨卫说，“90年代后它基本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就像音乐的一个高八度，人为抬高到一个旋律上。”
“理想”向“市场”掉头，“群体”向“个体”转航。许多上世纪80年代还当着老师或在群众文化馆工作的业余艺术家，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成为职业艺术家。“职业艺术家是为产业创作的。”高名潞说。
当年，王广义的参展作品《毛泽东1号》被快餐车老板宋伟以1万元一张的价格买走。据栗宪庭回忆，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带到办公室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来几沓子油渍麻花的钱，都是十块十块的。王广义说话声音都在颤抖着，“今天晚上我们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儿都行。”
这是这批艺术家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此后，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一路攀升，甚至出现“泡沫”。
“90年代之后，‘85新潮美术’这批艺术家受到的冲击挺大，”高名潞说，“他们不太适应那种批量生产，自己被边缘化了，存在一定的压力。产业需要明星，这和他们‘不搭界’。”
同时，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风格也发生改变。杨卫认为，“85新潮美术”的作品比较符号化，他们将哲学化作具体的符号表现出来；90年代以后的很多作品，则更多表达了个人的具体困惑和焦虑。
但高名潞对“个体化”一词很警惕，“现在所说的个体，更多是题材上的，不一定是内在精神的个体化。当时有些作品可能粗糙，可能有西方的影子，但它很真诚，要表现什么很明确。现在，在语言上很漂亮的东西，你不知道他心里表达什么。好多都是今天你获了奖，那我明天也搞一个。”
对“85新潮美术”的纪念，也存在着不同的阐释与回忆。《对话》作品署名权的争论、参展作品遗失的质疑、批评家与艺术家对作品的不同解释……如何书写并回顾这段历史，存在着争议。
就在各种争论声中，20年过去了。“20年我们在追求什么？难道‘85’之后就是为了获取市场？”杨卫这样问道，“当代艺术家中，成功的人有三分之二都是从‘85’过来的。‘85’就像一座功德榜，后人夸大了它在历史上的成功，却忽视了‘85’在当时环境中的艰辛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而当问到作为个体想要纪念的是什么时，张念说:“纯洁的艺术方式不一样了，那个年代挺珍贵的。”
199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10周年。在中国设计博物馆，张念把鸡蛋砸到写有自己名字的木板上，“那时想传达的，是一种艺术方式的瓦解”，他对记者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