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女俘教育改造中，俘管所还加强对我方工作人员的防腐蚀、抗引诱教育。由于条件限制，俘管所的管理人员大都是男性，女俘基本上是18至25岁，她们在俘管所生活一段后，与我方管理人员关系日益密切，感情也逐步加深。特别是一些行为不检点的女俘把目标集中在我方男性工作人员上，有的公开调情，有的用甜言蜜语腐蚀我方人员。因此，俘管所在加强防引诱教育的同时，规定俘管人员不单独进入女俘宿舍，不单独找女俘谈话；对女俘的挑逗，讲清俘管所的规定，进行批评教育，但不伤害其自尊心；对顽固分子，公布于众，使其在女俘中孤立，但一般不采取关禁闭的管教手段。由于措施得力，没有发生过我方管教人员被腐蚀的现象。
精心的教育和真情的感化，使越南女俘发生了巨大变化，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女俘丁氏梅是在1979年2月我军攻破一个越军死守的山洞时被俘的。
当时丁氏梅怀孕在身，本来是不抓的，后来得知，她和她丈夫在我军战士清洞时，还举枪企图伤害我军官兵，最后，决定和其丈夫一起抓走，但没有对她捆绑。
时间不长，丁氏梅被提前释放回越南，释放她时俘管所送给她许多物品，同时为了她的安全，还派武装人员送她过河。她进入越南边境不远，便被越军扣留，对她手提袋里的东西进行了登记。随后，交民兵押送她回家乡广和县。在路过家乡所在村时，被在田里干活的村民看见，有人跑到村里报信，丁的父母、兄弟和村民一涌而来。人们见到丁氏梅身体很好，肤色比在家时红润，丁的父母、兄弟尤为高兴。母亲和她紧紧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随后，丁氏梅打开手提袋，拿出饼干、糖果，流着泪说:“这些都是中国部队送的，路上吃不完，带点回去给弟妹吃。”又拿出手电筒，转向父亲说:“这支手电留给阿爸用。”后来，丁氏梅还是被民兵押到县里。
一个月后，丁氏梅被县里释放回来。村民们把她家挤得满满的，向她询问在中国的情况。丁氏梅高兴地说:这些天在中国吃不忧、住不忧，穿不愁。一日三餐有米饭，也有面食，餐餐有余，每餐都有肉，还有鱼吃，有时还有蛋。我比别人得到特别照顾，还吃了几次鸡肉。没有挨打受骂，遭虐待。中国人对我们和和气气，很讲道理。可能因为我怀孕，中国工作人员和医生对我更关心。后来我想家，中国人就放我回来了。
在丁氏梅家的听众中有一名叫丁国王越军士兵，他听了丁在中国的经历，半信半疑。后来，他也成为战俘，在中国俘管所真正体会到丁氏梅说的都是实话。
越南人民军女俘阮氏发经过教育，看清了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嘴脸，她尖锐地指出:“我们都希望过和平的生活，人民也想安居乐业，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我们的领导跟着苏联走，推行扩张政策，搞霸权主义不顾人民死活，中国还击战打得好，给我们当局是一个教训。”
越军女伤俘阮氏柳在释放回国时，泣不成声，她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拿出她在医院里连夜赶做的彩色纸花赠给我方翻译，流着泪说:“愿越中友谊之花永开不败！”
越军战俘还把他们在美军战俘营、德军战俘营与中国战俘营做了比较，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政府和军队:
越军战俘冯保宪在中国俘管所生活后，感慨地说:“我曾被美军抓到越南南方富国岛上的一个俘虏营，俘虏营营房都是用铁片盖的，睡的是通铺，一个人只睡一点点地方，没有席子、蚊帐，一年只发两套衣服，一天吃两餐，只有青菜，没有肉。平时只发生活用品，不发生活费，没有烟抽，穿的鞋是自己割轮胎做的。俘虏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还挨打受骂。违反规定，轻一点的关在黑屋子里，或是吃饭不给菜，重些则坐在铁丝网上，逃跑就枪毙。我进中国收容所后，所长先给我们宣读《俘虏须知》，发给我们很多生活用品和生活费，对我们很关心，不打不骂，讲的做的一样。我被俘时，心里非常害怕，但现在中国军队对我们都很好，考虑周到，自己就放心了。中国对待俘虏政策是人道的、宽大的，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越俘麻坚达是位越军老战士，参加过抗法、抗德战争，曾被德军俘虏过，受尽折磨。他把在中国俘管所与德军战俘营做了比较后，动情地说:“中国俘管所对我十分优待，我很佩服。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只有中国政府才这样英明。”
我军广西部队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俘获了19名参加过抗法战争的越南老人，最大的73岁，最小的48岁。他们大都有与中国革命共同战斗的经历，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越俘丁玉统1930年参加革命活动，曾担任胡志明的警卫队长，1944年随胡志明到中国昆明与美国商谈合作抗日之事。越俘阮志青曾在中国举办的培训越南革命干部的军事训练班担任过叶剑英的警卫工作。其他人都参加过中国军事顾问团支援和帮助指挥的东溪战役、边界战役和奠边府战役。黎笋上台后，他们和其他抗法“元老派”一样受到排挤、冷落。
我军俘管所对这些越南老战士给予了特殊照顾，充分肯定了他们在抗法战争中对越南人民建树的功绩，启发他们回忆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中结下的友谊和中国政府对越南的真诚支援，认清越南当局的反华真相，向他们介绍越南当局控制老挝、侵占柬埔寨的霸权主义行经，使这些老人辨别了是非。
越南老战士杨德平在抗法战争时3次到中国学习和运输中国援越物资，他说:“中国人民如此珍惜越中友谊，这本身就给我深刻的教育。”
越俘谢光高老人说:“我过去是中国真诚援越的见证人，也是今天中国珍惜并努力恢复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人，任何欺骗宣传和诬蔑是抹刷不了这个事实的。”这些越南老人纷纷表示:回国后，要把在中国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告诉亲友，教育子孙后代，要珍惜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恢复越中两国友谊而斗争。
经过教育改造的越俘，纷纷谈了他们心中的感受:
越俘丁文超说:“多年来，中国无条件地支援越南，不论是武器弹药，还是大米、布匹，就连鞋袜、针线、牙刷等生活用品都是中国给的，今天发生武装冲突是越南当局不对。”
越俘吴科说:“我是吃中国大米长大的，现在还穿着中国援助的军装，上级强迫我用中国援助的武器来打中国人，我是做了昧良心的事。现在边境发生冲突完全是越南当局忘恩负义造成的。”
越俘梁通明说:“中国政府决定从越南撤军，不占越南一寸土地，说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爱和平，是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撤军表明，中国是讲信义守信用的。这与越南当局出兵柬埔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先后四次派代表团探视了广西方向4个越军战俘营和1个有越俘伤兵的医院。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认真履行《日内瓦公约》，给予了高度评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初是瑞士的一个民间团体，起名为“日内瓦伤兵救护委员会”，1863年2月9日成立于日内瓦，1880年改称为现名。《日内瓦公约》赋予它一些特权:凡发生武装冲突地区，在有关当局的同意下，它可以对战争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救济服务。它可以派代表探视战俘营、难民营，帮助遣返交战双方的俘虏或难民，帮助查询失去联系的家人，组织家人团聚，代被拘留者转信，转递包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参观了越俘的宿舍、学习室、娱乐室、录相放映室、缝纫室、食堂、卫生间、洗澡堂、医务室、篮球场、足球场等，与越俘开了座谈会，并进行了个别交谈。询问了越俘的生活、健康情况，并让越俘逐个填写了《俘虏登记卡》和写家信。代表团的医生对越俘进行了抽样体检。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对参观访问均感到满意，对中国认真执行《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和我军给予越俘的宽待印象深刻；对中国政府和军队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尊重和合作表示感谢；对俘管所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单独接触俘虏开展工作感到高兴。
奥利维尔团长说:“我是首次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到中国参观访问越军被俘人员收容所，中国政府和军方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尊重和密切合作，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参观访问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俘虏收容所，但能在这样良好的条件和友好的气氛中工作，还是少有的。”
第二次参观俘管所时，他说:“通过参观，给我们总的印象是:越军被俘人员的待遇很好，他们的宿舍通风，光线充足，卫生条件好。他们的精神面貌也很好。”
第三次参观俘管所时，他说:“收容所长官对被俘人员的管理是合乎《日内瓦公约》的。据被俘人员反映，前段时间你们对一名俘虏给予关禁闭的惩罚，但这名俘虏没有什么意见，很服气。他说是他违反了收容所的规定应受到惩罚。这说明你们与被俘人员相处很好。特别是你们组织被俘人员学习谋生技能的活动很好，很有成效。”
代表团雷易斯医生说:“参观了食堂和卫生所，我感到卫生条件和医疗设备是很好的。我检查了3名被俘人员的身体，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满意。”
1979年3月31日，瑞典共产党副主席阿克赛尔松参观百色俘管所后，感慨地说:“这次访问，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难忘的经历。你们这里的收容所不像二次大战时期的俘虏营，这里的俘虏营是很感人的。我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报道我见到的情况。”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对中国越俘战俘营，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1979年6月20日，中国自卫还击战后，在广西和云南方向共分5批释放越南战俘1628人。
1979年6月20日后至80年代末，广西和云南方向分9批共释放越南战俘151人。至此，中国越南战俘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