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费正清说的，所有的好奇最终成了同情。1934年3月5日的《时代》里写道：“溥仪的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者那个代理人手里的一个工具。”可是当时的溥仪却没有这样认为。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人的一份子，而不单单只是一个满族人。他所建立的满洲帝国，并不是大清国的一部分，却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谓的中国，在他眼中俨然成为他的敌人，所以，在他的眼中，是没有“汉奸”这个概念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满人，根本与“汉”无关。
所以当1936年2月24日再次登上《时代》封面时，溥仪就已经是与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以及蒋介石同时出现了。封面文章的背景是1936年新年伊始日军与苏军在中蒙边界发生的军事冲突——“满洲帝国”在这次冲突中显然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出现，就连封面照片上溥仪的衣着服饰都与日本天皇的有些神似。
1936年，在今天看来就是大战开始的前夜了。那一年的苏联，正担心着陷入对德对日两线作战的局面。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英美希望推动日本北进苏联，同时确保自己在中国内地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姑息忍让。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两大战争策源地形成之时，也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盛行之际。无论是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还是西班牙内战等国际事变中，美国都奉行中立政策。
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在讲话中公开表示同情日本，说他“始终反对任何制裁”。第二年的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同时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美国关于满洲事变的照会”。照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仅采取了“不承认主义”的态度。照会表示：美国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有损于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有损于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这个照会虽对日本进行了政治上的谴责，但次日美国又发表对该照会的解释，表明美国毫无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权利和任何事件的解决方法。正是英美的绥靖政策使日本顺利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并敢于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仍奉行被美国学者莫里森也斥为“灾难性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为了争取同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合作，美国“将走一半的路去迎合日本政府”。1932年到1936年，美国对日本输出的石油和废铁废钢比以前增加了将近1倍。
费正清曾经精辟地分析过美国政客的中国观，他认为美国人并不否认中国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个人自由，但从未采取行动使这些理念变为现实。在美国人所推崇的价值理念与他们所面对的中国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造成了他们政策的错乱，形成了人道主义理想和现实主义战略的对立。美国出于道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却不愿意为道义而同日本作战。美国拒绝承认满洲国，同时却向日本出售武器。所以我们在1936年《时代》的这篇文章里看到的也大抵是这样的矛盾：作者讽刺苏联害怕遭到德日两面夹击而不敢帮助中国并在外蒙古大做文章，可美国自己也仅仅只扮演了“道德观察员”的角色；美国在外交上没有承认“满洲国”，可在《时代》的国际新闻部分，“满洲国”的新闻已经与中国的相区别，被单列了出来。
而在日本人卵翼下的溥仪，哪里知道他所面对的是如此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他只是一颗棋子。他的两手空空如也，唯一的资本就是东北这片自己祖宗的土地。战战兢兢，内心也有着不满但根本没有发作空间的他，继续做着他儿时被打断的皇帝梦，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溥仪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关押到了西伯利亚。
1950年8月溥仪与其他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先后在哈尔滨和抚顺两个战犯管理所关押近十年。抚顺曾经是他的祖辈建立伟业的地方，溥仪最终也在这里完成了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改造。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对于溥仪来说，迎来了他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经历了9年零4个月的狱中生活，溥仪获得了新生，他曾经感慨地写道：我由一个封建反动的皇帝变成一个平常的劳动者，由鬼变成人，旧的溥仪已经死亡，今天是一个新生的溥仪。
新生的溥仪在新中国的天空下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全新的一切。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卷中，他猜到了开头，却怎么也猜不到这样一个结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不断的改朝换代，出现了许多末代皇帝，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自杀，都没落个好下场。唯有溥仪例外，以公民的身份幸福地度过了晚年的美好时光。我们或许可以把他在1967年去世看作历史对他的怜悯——他不用再去适应那场十年浩劫对人的心灵带来的毁灭了。活了两辈子的他，终于不用再理会世间纷繁复杂的幻景了。
文章摘自《<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罗昶/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