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贞观政府比作一辆汽车，李世民就是这辆汽车的油门，而魏徵就是那紧急关头能够救命的刹车。
大业年间的隋朝，就是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将一个庞大的帝国彻底拖入了万丈深渊。
也难怪后世的君王们很难理解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关系，这种古怪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皇帝人为地在朝堂之上树立起一个对立面，而且赋予重权，为的就是要这个人时时刻刻警醒刻板地指出匡扶自己的过失，且不给自己留半分颜面。无怪乎史家言三代之下最贤不过唐太宗，能够具备这种远见卓识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凤毛麟角的。
读史者往往爱争论李世民是否真正信任魏徵的问题。有人认为终唐太宗一生，对魏徵都尊崇备至信任有加，依据是根据史书记载对于魏徵的谏言李世民几乎无有不纳；有人认为李世民对魏徵的信任从不曾超过秦府心腹出身的房杜长孙，理由是直至魏徵病故李世民都未曾让他染指尚书省的行政系统，他这个“宰相”十几年间一直是在门下省内打转转。
其实二者说的都不无道理，从人情世理而言，李世民对魏徵的信任不应该超过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的信任；但是李世民如果真的猜忌魏徵，又怎么会将制约自己的大权赋予这个东宫旧人？
在笔者看来，李世民是否信任魏徵这个命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任何探讨的价值。
两者争论的信任与否，实际上本无所谓什么意义。对于唐太宗而言，魏徵存在的意义即不是“亲朋故旧”也不是“能臣干吏”。这两个人除了在“求天下大治万民乐道”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意外，在其他方面差异都相当大。
这一点，历事四主的魏徵不可能不明白，在隋末唐初十八路反王间辗转杀戮通过血腥的军事政变登上皇帝宝座的李世民更不可能不明白。
所以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关系，并非寻常的“君臣从属关系”，也不是略显平等的“亦师亦友”关系。这两个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默契的“同志关系”。
李世民知道魏徵想要什么，魏徵也了解李世民为什么要用自己。
这是一种超越了尊卑礼仪的关系，是两个杰出人物之间惺惺相惜的战友情谊。如果说在大业武德年间的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之间的关系是战场上的战友关系，那么贞观年间李世民与魏徵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治国上的战友关系。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了一个目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努力，不是“同志关系”又是什么？
如果说李世民是大唐这支军队的总司令，那么魏徵，就是这支军队的总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