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帝制时代的政治清平的经典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以他的年号冠名的“贞观（公元627—649年）之治”名留青史，受到广泛称颂。
《资治通鉴》说到贞观年间的成就：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价值丝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闹蝗灾。贞观三年，大水灾。唐太宗勤政抚民，老百姓虽东西奔走，到有
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却未尝嗟怨。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丰收，流散四方的民众者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价值三四个铜钱。一年全国判死刑的一共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大家外门都不用关闭，出门旅行的都不用携带粮食，沿途都可以获得供给。《资治通鉴》又记贞观七年（633），天下死囚共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全部按期自到长安有关司法部门报到，无一人亡匿。皇帝全部赦免他们的死罪。
这是《资治通鉴》关于贞观之治盛况的比较完整的描述。类似的表扬歌颂，都很有时代的特色，不可全信。
以粮食价格大跌来彰显的，主要不是大丰收，而是社会的富足安宁，这是传统的观念，也是史家常用笔法。出门带粮食带干粮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一年的粮食富足就能达到在商品经济并不特别发达的年代里出门完全不用考虑带干粮的事，到哪都能买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时，与粮价低廉并存的“谷贱伤农”的社会问题，则被粮食丰盈的太平景象给掩盖了。这个掩盖，是有意的。其次，在那个时代，就算你有粮食，到处都有，又怎么样呢？大家手里没有多少闲钱啊。怎么可能因为一年丰收就都出门不带也不用带干粮呢？就是今天的读者，距离缺钱缺粮票的时代，也还不过二十年啊。
囚犯，尤其是死刑犯，在终审处决前允许各自回家一趟，然后他们都自觉地如期返回，甘愿领受刑罚，这样上下互信的场面感动了唐太宗，他赦免了这些死刑犯的死罪。也许是因为这样上上下下大讲诚信的场面太难得太传奇太感人了，它也成为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美丽故事世代传诵。其实，这一段也不尽可信。在汉唐时期，有人犯法，不仅家人要受牵连，连里正、坊正、村正这些基层干部都要受牵连；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这个朝廷与囚犯互信的动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即有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前提，特别是有如期归狱就可能赦免的前景。我甚至怀疑，这段“佳话”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何况，《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下一年死刑仅有二十九人的事，虽然有所依据，但他仍然保持着历史家的冷静，他注意到，同一件事，还有290人、299人、400人等不同说法。
社会初步安定下来，刑事案件大减是可以理解的，一年里死刑数量很少，但是形势一下就能好到“外户不闭”的程度，我是不信的。也许只有无余粮无财富的穷人家甚至赤贫人家才会“夜不闭户”或“外户不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