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听一听张奚若在课堂上发出的声音，据何兆武回忆:
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
张奚若还有一次在课堂上发牢骚，是针对他的同事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当然，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何兆武和听课的学生，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1941年，冯友兰的学术新著《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
张奚若的课在联大也是以严格而闻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者并不能得高分，因为他最欣赏独立思考，哪怕与他的观点对立。考试成绩公布时，在80到100分这一档几乎没有人，有些人的成绩却在30到50分之间徘徊。有一个让学生谈之色变而又无限倾慕的掌故。1936年秋，只有八位极为勤奋的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四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他却给张翰书(后来成为台湾立法委员)九十九分，外加一分得了满分。这件事在北大、清华，包括两校校长在内，人人皆知。
抗战初期，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发现重庆的当权派“独裁专断、腐败无能”，意识到这个参政会不过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装点门面，就拒不参加。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一律参加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事实上，张奚若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皖南事变而引起的民主运动中转向。不归属于任何党派，是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1946年1月1日，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三十八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张奚若为此致信重庆《大公报》发表声明，宣称他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这个声明，也具有“硬人”的风格:“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初，就在政协开幕前夕，张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他还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
张奚若是英美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乐于告诉学生，“人家说胡适之中了美国的毒，我就仅次于胡适之了。”战时，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坚定分子。课堂上，张奚若告诫政治学系学生要成为社会改革者，而不是紧盯着官府职位。这是针对报考政治学系的新生说的，他大浇冷水——想当官的不要来，即使四年，也培养不出政治学学者，大学只是教给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他说，大学毕业如果做不了社会改革者，那至少要成为正派的政治学者，即便当平民百姓也比一心想做官强。
张奚若在北大、哥伦比亚和伦敦经济学院受过教育，英语流利，法语尚可，张奚若绝对见多识广。妻子杨景任是陕西省遣送留学的第一位女生。夫妇俩极为好客，经常英汉并用，与博学的客人交谈。联大最优秀的英语讲师之一李赋宁在这种交流中脱颖而出——使他对自己的专业和异域文化更加熟悉。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金先生的这番话，贴切地概括了自己“最老的朋友。”
张奚若最令人可敬者，莫过于他的直言的风骨。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奚若针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一些做法，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联系到张奚若的言行，我们不得不慨叹，像这样的“棱角先生”、这样的“硬汉”，只有到历史中寻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