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政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到：“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在作风方面，“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
魏徵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徵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
这些批评的存在，是我们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在古代社会，制造虚假繁荣也是常见的现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前秦东晋淝水之战的前一年（382年），史书记载说前秦境内大丰收，上等田地亩产七十石，下等的也要亩产三十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管是闹灾还是太平年景，不管多好多肥沃的土地，亩产七十石、一百石，就是五十石、三十石，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王莽和武则天登基，按旧观念都有“篡位”之嫌的，恰恰是全国各地到处都呈报“祥瑞”的时期。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新丰县的露台乡，涌出一座小山，高二百尺，上有三顷的一池水，池中有龙凤之姿，禾麦之秀。武则天听到报告，承认这是祥瑞之征兆，命名为“庆山”。有个叫俞文俊的不识时务，上书说这不是祥瑞，皇帝应该检讨自身品德言行。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臣下忽悠皇帝，皇帝忽悠臣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规则。南朝刘宋最盛行忽悠，沈约的《宋书》专门留下《符瑞志》三卷，现在看，都是笑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出身贫寒，宋朝不仅硬要编出一部从汉高祖刘邦的老弟以来的家谱，还要编出来刘裕出生时的种种异相：出生那天，“神光照室”；当晚，祖先墓地有“甘露”下降。居然还有人在旅店看望酣睡的刘裕，看到的却是五彩蛟龙一样的异物，惊讶不已。
对比以上两种历史记载，贞观之治的景象虽然也有浮夸溢美之辞，与前秦苻坚或武则天的武周时期相比，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而贞观之治名留青史，其实不在于那些溢美不实之辞，而在于它留下了贞观君臣讨论政治的大量记录；更涌现出魏徵等人的批评，也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载。
消除贞观的泡沫，还原一个真实的贞观，我们还是可以从贞观时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