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书院创立的观察与讨论
针对中国传统书院在今天的再度出现，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对其是肯定的，他说，“其实它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努力，中国书院无疑是对现有教育机制的补充。”袁伟时说，“20世纪最后20年来，特别是中国文化书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不能自由办学等诸多限制下，它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方面，以启蒙为内容，兼容了传统文化，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第二个书院能与之相提并论。”近20年来，包括中国文化书院在内的许多书院相继建立，袁伟时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比起作家们主持的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则和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相连，它是由已故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与北大哲学系季羡林、朱伯昆、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海内外数十位著名学者于1984年创建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谈及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感慨万分：“中国文化书院算得上是1949年后建立的最早几个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自它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也才得以恢复。”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复兴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书院举办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等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共20余期。书院编辑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及函授班教材等已经出版百余种。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师资就是一个问题。书院不少导师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于本职的青年学者们，却难有更多精力照顾书院。就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由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主事者一般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往往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及其他中国书院目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书院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这也反映了社会变化。在南方，有着千年传统的岳麓书院近年来也是通过与湖南大学合作，而备受关注。岳鹿书院院长朱汉民说，书院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鹿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很多国家的研究课题。书院如果要红火起来，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不要把它仅仅当作文化遗迹，用的好，仍可成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仅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弘扬，这是岳鹿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通过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可以支持学术研究经费。第三，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使岳鹿书院请进来，走出去。
冯骥才说，目前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要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
书院体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纵观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到了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经为中华文化的承续和发展做出过无可比拟的贡献。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邢小利则表示，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各种革命及运动的“全面否定”，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正是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驳。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开始增强了，中国怎样发展，很多人开始面向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也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