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实践说明了陈独秀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在陈独秀提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无产阶级，其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的论断之后，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其中谈到武装斗争问题：“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作出这样的概念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其具体判断则是把蒋介石为统领的北伐军队视为革命军队，说的“中国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己解放的极其重要因素”，是指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直到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还认为：“现在，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的实践就是派出许多苏联军事专家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同时大量军援从苏联运到广东。而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把国民党军队中的苏联军事专家的领导者撤走了。
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曾在1926年4月12日发表过《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他在文中谈革命军队时说：“一面，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径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
“在中国条件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如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便是已成的事实。只有这种军队能做革命的主体。”那时中国共产党内谈军事的事是很普遍的，瞿秋白论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他在1927年2月批评陈独秀的小册子中，认为共产党既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有了国民党的军队，就不再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军队。
比较而言，只有陈独秀提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到首位，并且明确革命胜利不能单靠群众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再次提出中国革命必须把军事因素放到首位。以积聚革命的军事力量，逐渐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待机而动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谈到党对军事的领导时说：“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与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经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党要在军队中进行工作，至少陈独秀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后就开始了，而且卓有成效。他顶住来自党外的攻击以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坚持着党在军队中先进部分的工作。
当陈独秀在五大前夜从上海到达武汉时，时任湖北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向陈独秀汇报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陈独秀掌握了军事力量，在五大的报告中，陈独秀专就军事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作了阐述。他说：“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他强调：“对旧军队的改造，现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他还说：
“要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
中国革命要坚持把军事因素放到头等的、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强调军事因素就立即受到干扰，国际如此，中国党内也是如此。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强调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就称，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他强调了群众运动，“可能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游击主义性质的现象，但这可以说是阵痛，是历史上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中国，在五大会议上，当陈独秀谈到军事因素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时，那个告密者，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说：“党对军事因素不应估计不足，但是注意中心仍旧应当是社会因素，而且必须加强社会因素。”
罗易的干扰、对抗，党内一定程度受到影响。在周恩来处理了上海工人起义遭蒋介石突然袭击后的善后工作，来到武汉后，陈独秀就建立了中共中央军委（一说，称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称周恩来到武汉后，原湖北省委军委改称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建立后，工作正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聂荣臻说：“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第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工作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军委建立后，紧张到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那就是说，军委正在贯彻陈独秀对军事工作的指示，在我们掌握的部队里紧张地在干部和士兵中增加工农的成份。当然不是直到1927年7月下旬，才开始和部队进行联络、组织等工作。有的书上说在陈独秀时期建立的军委，如同装饰品，等到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军委才忙碌起来，显然是想当然的。殊不知，要积累到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需要做多么艰苦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