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从未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的我，平生从未享受过如此高的礼遇，也从没有参加过如此高规格的“晚会”。我难免会想到，这肯定不只是标志党和国家对这几百名在京知识分子个人的尊重，它更标志着新时期对知识和所有知识分子的重视和礼遇。和请柬一起交到我手上的还有一份由晚会组织者印发的专用特殊“停车证”。按惯例，参加这样晚会的人，似乎都会乘坐专车“莅临”。但我偏偏只是个没有任何官职、又没有其他政治身份的普通作家。而那天下午，我又在单位以外的一个地方参加一个作家聚会。我当然不好意思让聚会的组织者为我派一辆“专车”。如果我向本单位“申请”，我想本单位是会愿意派专车送我去参加那样的晚会的。但转念一想，我还是没去“申请”。这不仅仅是因为多少年来，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我从来没有向本单位提出过这样的“申请”，更是因为我想试一试，新时期了，究竟能不能以一个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步行着，进入这样一个外围戒备森严的最高层次的晚会会场？于是我乘着公交车去了。
下了车，步行到人民大会堂附近，果然遇到了警卫线。身旁一辆又一辆携有特殊停车证的高级小轿车从我身旁缓缓驰入警卫线。我走到警卫面前，掏出请柬和停车证。警卫们稍稍地愣了一下，打量了我这个完全是平民装束的人一眼，他们大概从未遇到过手持特殊停车证，却又步行前来的人。但他们不仅没有拦我，甚至都没盘问我。于是，我举着特殊停车证继续向前走去。从第一道警卫线到巍峨的大会堂台阶前，大约总有一百来米吧。中间应该还有两道警卫线。还遇到一些警卫和晚会的工作人员。但无论是乘坐高级轿车前来的，还是像我这样踽踽步行前来的，警卫和晚会的工作人员都给予了同样的尊敬和礼遇。我就这样阔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众多小礼堂中灯火最辉煌的那一个。我想，当天晚上，可能再没有人是像我这样高举着特殊停车证而步行走进这森严的警卫线的。但是，那天晚上也可能没有人比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新时期，在中国的“心脏部分”对知识的尊重和期待了……
头一回在外国记者面前，展现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新风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部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第一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的涉及副省级干部的反腐作品，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
电视剧播出期间，一家著名欧洲媒体的记者突然打电话给我，提出要到我家来对我进行“专访”。她把电话直接打到我家，而且提出马上就要来。这是头一回有外国记者提出要采访我。按以往的老例，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要事先经过组织批准的。但我觉得，如果我在电话里对这位外国记者说，请你们等一下，让我去请示一下领导，她一定会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新气象，会让他们觉得中国的新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约束和限制仍然非常严重。这会是一件很丢我们中国人脸的事。于是我就咬咬牙，当即答应了。
那天，门铃一响，我一开门，吓我一大跳，那外国女记者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两组人马，在我那并不宽敞的门厅里架起两部硕大的电视摄像机，要对采访进行现场电视实录。未请示就“先自”应允外国记者对自己进行口头采访，已属“违规”，现在又擅自让外国记者进行电视采访，况且我还没有任何跟外国记者打交道的经验。万一自己有什么话说过头了，一言一行都会被摄像机记录在案，再被他们拿到国外去播出了，如何是好？此时此刻，是以“你们事先没告诉我要进行电视采访”为由，断然拒绝他们，还是拿出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新风采，大胆接受她们的采访？当时我确实出了一身冷汗，但还是接受了采访。
事后我很忐忑地报告了单位领导。没想到，事后任何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批评。甚至没有任何人来过问一下这件事。事情非常平静地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地过去了。好像事情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时代不同了，现如今，中国的作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充分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以自己的面目去面对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充分敞开自己的心扉，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头一回拥有一个三居室的住宅，头一回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
还有一件事，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我是一个作家，多年来，在生活上，唯一的奢望就是能拥有一间书房。但对于我们这些自打结婚以后，全家人就一直在一间屋子里生活的平民阶层来说，这种愿望岂但是“奢望”，简直就是个“天方夜谭”的梦想。
有一年我母亲到北京来看我们。一开始，我们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挤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屋里，实在不方便。后来，我和妻子就在公用厨房的水池上加了块板，晚上我俩就在那充满油烟和潮湿的板上打铺过夜。蜷缩在那极窄小的板铺上，我和妻子心里真的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辛酸苦辣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时也在想啊，什么时候能有一间书房呢？如果有了书房，我们应该怎么布置它呢？是不是也能像古代的文人一样，窗前几枝竹，灯下一壶酒，在书房里想写到什么时候，就写到什么时候，再不用担心吵了老人和孩子……后来，听说和我们同住一个单元的邻居要回老家去。我想把她住的那间房临时借过来用一下，虽然谈不上做“书房”，总能让蜷缩在厨房水池子上的我俩晚上伸直了腿脚睡个安稳觉。为此，我妈妈一直觉得于心不忍。我妈妈甚至含着眼泪去恳求过那个邻居，希望她能把房间暂时借我们一用。但是那位邻居确也有她的难处。最后她还是把房间借给了她自己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的晚上，我妈妈哭了。她不忍心再让我和妻子蜷缩在厨房水池上过夜，便早早地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那时候，我觉得中国作家要拥有自己的书房，肯定是一个痴人说梦的事。
几年后，工作单位开始分房。新房在劲松，离我工作单位大概有二十来公里远。单位同事习惯住单位附近，都不大愿意去远处。我坦然要下了拥有两居室的新房。妈妈的眼泪和蜷缩在水池子潮湿木板上的日子让我觉得，远，对于我们不是最困难的事。当时虽然能睡到正经的床上去过夜了，但还是不能实现书房梦。但这时，我对自己的“书房梦”多少已经有了一点盼头，盼着退休前能有一间小小的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