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郦食其 至死不渝忠刘邦
和张良一样，顶级军事天才韩信，对刘邦的统帅天赋也是由衷地佩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有韩信和刘邦一次生动的对话。那时，韩信已被刘邦由楚王位上拿下，贬为淮阴侯，软禁洛阳。一天，刘邦和韩信拉闲话，谈到诸将之才，各能领兵多少。刘邦乘兴问韩信：“如我能将几何？”韩信如实答道：“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你呢？”“多多益善。”刘邦大笑：“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真诚地答道：“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韩信这里讲的，决不是一个阶下囚对胜利者虚与委蛇的阿谀之言，而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真感受。韩信早就做好充分准备，要成就一番伟业。却和张良一样，未被刘邦发现之前，处处触霉头。初投项氏，“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离楚投汉，从关中一路撵到汉中，因无由直接见到刘邦，竟“坐法当斩”，差点掉了脑袋。及至被刘邦任命为大将，登坛献策，赢得刘邦“大喜，自以为得信为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韩信头上方才阴霾散去，晴空万里，一个“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伟大军事家，一下子由神往变成现实。司马迁盛赞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对刘邦的贡献为功臣第一。韩信却十分清楚，没有刘邦擅长“将将”的统帅天才，没有刘邦对自己的“言听计用”，自己这如同周公、召公、姜太公的勋业，又从何谈起！忠厚的韩信，对刘邦终生都怀着深深的感佩之情，所以无论刘邦怎样对他耍流氓，也无论武涉、蒯通怎样对他搞策反，韩信对刘邦的忠贞都“虽死不易”。
狂儒郦食其之效死刘邦，更是经过长期观察比较后做出的义无反顾的抉择。史称郦食其“好读书”，满腹韬略，但生不逢时，秦王朝推行文化专制，严禁学问，弄得郦食其家贫落魄，无以谋生，六十多岁了，还在给村里看大门。但人穷志高，一心要干大事，不肯为官吏、豪杰驱使，“县中皆谓之狂生”。等到秦末群雄蜂起，郦食其遂细心观察，准备找个合适的主子，一展抱负。一连观察了几十个军事首领，都是些小里小气、刚愎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的人，郦食其只好“深自藏匿”，如果后来不遇刘邦，郦食其一生可能也就这样了。及至刘邦率军从当地经过，郦食其不禁眼睛一亮，对人说：沛公“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于是立即投到刘邦帐下，还将弟弟郦商也介绍给刘邦，兄弟俩一文一武，都成了刘邦的主要功臣。郦食其尽心献策，刘邦一一采纳，策行而立马事成功就，郦食其潦倒一生，垂垂老矣，一遇刘邦，就吉星高照，志遂愿成，好不感恩。郦食其精于游说，一番天下形势分析，说得拥有七十余城的齐王田广罢兵弃守，准备降汉。韩信趁机发兵偷袭齐国，田广命郦食其阻止韩信的进攻，“不然，我将烹汝！”面对残酷的油烹，郦食其不为所动，厉声喝道：“而公不为若更言！”（《史记·郦生列传》）为报效刘邦的知遇，这位年近七旬的狂儒，毅然选择了死亡。
善待儒生文士 亲和儒家文化
刘邦虽然是个文盲，性格中却也有特别诱人之处。《史记·高祖本纪》称其“意豁如”，“有大度”，《汉书·高帝纪》赞其“性明达，好谋，能听”，均非虚誉。心地开阔，襟怀博大，容得下事，善与人相处，天赋领袖气质，确是刘邦性格的魅力所在。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熏染，总体上不喜儒生文士，但具体到个人，一旦知遇，即真诚相待，终生礼敬张良，亲爱萧何，信任陈平，重用隋何、郦食其。对文士们的建议，觉得合理，立即付诸实施，即便是馊主意，纠正以后，也不怪人，这一点最为可贵，是刘邦最能吸引文士的亮点，也是刘邦高于当时其他所有军事首领和历代“明君”、“圣主”的亮点。
刘邦在各路起义军中最先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之降，一位出谋之人建议“急使兵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以便独得关中，刘邦“然其计”。结果惹恼项羽，要发兵攻杀刘邦，若非张良苦心周旋，刘邦及其军事集团立马就会玩完。这位出谋之人给刘邦惹下大祸，要换成其他首领和君王，非把他砍头夷族不可。刘邦却只骂了声“鲰生（眼光短浅的愚陋之人）”，连出谋之人的名字都没有指出来。
郦食其建议“复立六国后世”，以争取广泛支持，臣服项羽。刘邦称善，立即下令刻六国王印，让郦食其带上这些王印去行封。此策一旦落实，则天下必是山头林立，旧贵族复兴，草民出身的刘邦还有什么号召力？几年拼杀所得，岂非拱手让人？亏得张良及时阻止。郦食其岀了这样大的馊主意，要放在其他君王和首领，就是不要脑袋，也要痛打一顿屁股。刘邦也只骂了句“竖儒，几败而公事！”（《史记·留侯世家》）命令赶快将印毁掉，未作任何追究，继续对郦食其言听计从。这种作风和处事态度，以笔者阅读所见，在一部二十五史中可谓仅有。
还有一点也值得特别指出，刘邦不杀文士。虽说刘邦杀的功臣中，韩信是个大文士，但刘邦绝非因为韩信是文士而杀之，而是因为韩信在军事上对刘邦及其所建汉王朝威胁太大，不杀不放心。历朝开国皇帝，不杀文士的很少，朱元璋杀文士尤多，即便出身儒生、尊崇儒学、自诩“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曾逼死大儒桓谭。真正尊礼文士，且坚持不杀读书人的开国皇帝，在我国古代，只有汉高祖刘邦和宋太祖赵匡胤两个人。刘邦出身文盲，赵匡胤出身武夫，文化程度似也较低。
刘邦的“豁如”、“大度”，还体现在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旦发现，当即纠正。
儒生隋何凭着智勇和辩才，说服淮南王黥布归附刘邦，极大地削弱了项羽的实力，使刘邦的实力大增，为垓下消灭项羽立下了关键性的大功。及至论功行赏，刘邦却为讨厌儒生的积习驱使，竟在庆功宴上，当众贬低隋何的功劳，说隋何是个“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隋何据理力争，反问刘邦：“您发动步兵五万人、骑兵五千人，能够攻下淮南吗？”刘邦回答不能。隋何说自己领着二十个人，干成了五万步兵和五千骑兵干不成的事，很显然，“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刘邦认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改口说自己正在考虑如何赏赐隋何的功劳，当即将隋何由品秩很低的谒者，一下提升为品秩很高实权很大的护军中尉。
刘邦长期生活民间，习惯于文盲和底层小民的语言表述方式，性不喜儒，对文士的谏言往往一开始听不进去，人家刚开口，就蛮横拒之，继而悟出其中之妙，便大加赞赏，有时并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儒生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最初很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的天下是在马背上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钻研什么《诗经》、《尚书》？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贾讲了儒家思想对治国安天下的重要意义和秦朝抑儒崇法导致亡国的教训，继续反问道：如果秦朝遵循儒家治国之道，“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虽然不高兴陆贾这样得理不饶人地驳斥自己，还是面露惭愧之色，诚恳地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遂遵嘱将秦亡汉兴和过去一些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写成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刘邦身边的官员也随声赞美，把陆贾这些文章叫作“新语”（《史记·陆贾列传》），陆贾因之以《新语》作为这十二篇文章的总冠名。其实，陆贾《新语》只不过对儒家治国理念做了粗浅而简明的介绍，即司马迁所说“粗述”而已，并无什么创新，但对于从未读过听过儒家经典的文盲出身的刘邦及其将相，已是闻所未闻，大开眼界，新鲜得很了。
刘邦生性粗鲁，行事率意，讨厌循规蹈矩的礼仪程式，即帝位后，“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朝廷礼仪制度，一切以简单易行为准。方便倒是方便，却听任和助长了草莽之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叔孙通趁机向刘邦宣扬儒生和儒家礼仪的作用，“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将朝会仪式制成，让群臣演练熟悉以后，正式行之，满朝秩序井然，尊卑分明，以往那种乡野庙会式的嘈杂纷乱一扫而空，“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遂由薪水只有六百石的博士，升为原部门的长官——月薪中二千石（比二千石还高一个档次）的太常，位列九卿，叔孙通的弟子们也因之得官。后来，叔孙通还被任为太子太傅，位居刘邦的首席高参张良之上（张良时任太子少傅，位次太子太傅）。
皇帝祭孔子 刘邦第一个
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实践中，刘邦日益觉察到儒生文士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自己轻视文化、仇视诗书的浅薄，逐渐矫正言行和政策，向文化靠近，向儒学靠近。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临死前，途经鲁地孔子旧居，“以太牢祠焉”。“太牢”，即用牛、羊、猪各一头作祭品，乃最高规格的祭品。自此以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刘邦，遂成为第一个隆重祭孔的皇帝，第一个把孔子由民间圣人尊为官方圣人的皇帝。
这个曾经极端鄙视文化的文盲皇帝，辞世之前，最终皈依了文化，被文化彻底征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