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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沙、季羡林等十位“文化寿星”的禅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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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这个普通到极点的词语在杨绛这里,代表着一种生活状态。有家庭的状态是稳定的,就像大家熟知的那个比喻,一个家就像一个三角形,三个成员就像三条边,有这三边围住,就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可以找到很多大千世界寻觅久之而不得的温馨和安定。可是遗憾的是,钱瑗和钱锺书先后离杨绛先生而去,这个三角形,一下子只剩了一条孤零零的边。什么都围不住了,一切都要自己承担了,起初,杨先生悲痛之情不能自已。 我注意到,在“我们俩老了”和“我们仨失散了”两部分里,杨先生的梦,都是与一个情境有关,——行路。这里总给人一种人生如行路般漫长而艰难的暗示。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谈及她与钱锺书分开劳动改造,那样错舛的日子都过来了,按说这路该是走得顺了,谁知道却是走上了一条漫无尽头的“古驿道”,一条向死而生的道路。钱先生衰老了,钱瑗这个杨先生自称平生唯一杰作的女儿也先母亲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岁月对于老人而言,是增了一分便少了一分……

  然而驿道上风沙满天,杨先生却依然坚强地走着。因为有爱。

  “我一个人回忆我们仨”,在全书最长的一个部分里,少见失去的悲痛,用最平实的口气回忆过去。杨先生的文字一向波澜不惊,即使是写到最艰难的日子,文革时钱瑗离开父母的串联,后来多年居于斗室的不便,钱先生严重的哮喘……那枝笔行走的姿势始终如此舒缓。而只有这样举重若轻的笔,才写得出岁月紧一脚慢一脚的步履声中,一个家庭的温情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积淀。今天的“我们仨”只剩下了一个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的确。作为这仨人之中的一员,她永远都不是学者、散文家杨绛,而只是在经历过丧夫丧女的悲痛后,慢慢冷静下来,慢慢沉入温馨回忆的那个平凡女子。《带着爱,沉入回忆——读杨绛<我们仨>》

  黄老乐观洒脱,总笑得像个孩童,纯净、明亮、一尘不染的笑,这样的心态与笑容从未消失过,哪怕是在最为痛苦的日子里。

  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烽火激励下,初中还没读完的黄苗子抱着一腔抗日的热情辗转来到上海,刚来时因为没饭吃,只能拉黄包车混口饭吃。跟他一起拉黄包车的还有华君武。那时,他在笑。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发配北大荒去伐木。他就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让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打趣道:“扛木头我不怕,我个儿矮,重量压下来先由高个子扛着。”1967年12月,因“二流堂”又让他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7年,和郁风关押在同一监狱却互相不知下落。在黄老看来:“近百年来,国家民族的灾难,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这是历史使命。在个人来说,‘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正是经受千锤百炼、把自己人生境界提高的机缘。”即便是那段充满辛酸的日子,黄老的描写都带着几分调侃几分幽默,恐怕关在监狱中研究臭虫的黄老也算是第一人了。黄老的《捉虱》一文很是著名,在监狱里面研究‘臭虫’,以乐观的心态度过特殊的岁月,以豁达的胸襟包容命运的无常。

  3月初的北京已颇有春意,我们来到黄老的家中送录制好的光盘。观看过光盘之后,我们谈起天来。黄老说:“现在什么都喜欢加文化,茶文化、酒文化、走路文化、穿衣服文化,意义太深我不懂,我就喜欢喝浓茶。”保姆端紫砂茶杯来时,黄老细语轻声讲了个陆羽《茶经》中的故事,娓娓道来,让久远的故事带上了岁月的味道。室内全是书籍与茶香,真快乐。黄老说:丢掉所有的不快乐就是快乐,快乐就在我们身边,没有那么遥远。《笑对人生 黄苗子:心画根源在写心》

编辑:许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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