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刚刚平息十年的内乱，此时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着的教科书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生要用上新教材。于是一张张调令紧急发往全国各地，许多被打倒的老教师赶赴北京。很短的时间内，二百多人的编辑队伍就集结完毕。
“文革”刚刚结束，而如何筛选教材更是敏感问题。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极左思潮的烙印还随处可见。比如，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还选择了不少类似“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大寨花开红烂漫”、“《东方红》的故事”等政治色彩浓厚、宣扬个人崇拜的文章，致使在一年之后的修订版中，竟然有三十多篇这类文章被撤换。
对于参与理科教材编写的编辑们来说，受意识形态表述的困扰要少一些，但却面临着其他问题。当时邓小平的指示是“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但何谓先进的科学知识？困难再一次上交给中央。邓小平明确批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请注意，这里的“外国”，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更特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他还亲自指示，在外汇储备本已十分紧张的状况下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中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们研究参考。邓小平这一批示，给人带来的触动不亚于一场地震。1978年秋天，全国亿万中小学新生都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
这就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它自1978年正式出版，直至1980年，小学、初中、高中才全套出齐。到1993年全面“退役”为止，这套书虽经历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影响了无数儿童少年学子。而高中部分的教材，更是一直被沿用到上个世纪末。
